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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甘露 小苗得生机
忆母校国光中学六年校园生活
黄树枝(上海) 初20组、高五组
一.前言
国光中学建校六十周年校庆前夕，国光中学校友会总会长黄国栋学长来电，告知校友会发起捐款为校主李光前先生铸造纪念雕像，并撰写校友回忆录的倡议，得到在沪校友的热烈响应，凡得知倡议的校友都表示了敬意，款项很快由李世耀学长汇集寄出。但写回忆录的事，本人当时还在上班，工作较忙，也就搁下了。
去年七月中旬，本人偕同太太、女儿、孙子到港旅游，受到国光中学香港校友会盛情设宴款待，有幸会见李金聪、李铁圣、蔡梅团、王振兴等高五组校友，以及张高贤、戴建国、李成玉、林智育、黄敏敏等各届校友，大多是近五十年第一次见面，有的则是未曾相识，在百忙中也来相见，亲情友情十分热烈，戴添露校友（高五组）知道后，第二天也专程到住处来看我，深感校友间的诚挚友谊。看到校友们玉体健康，事业有成也十分欣慰。
会上，黄敏敏校友代表香港校友会赠书《思源》、《涌泉》、《国光校友》，书中汇集了众多师长和校友的心声，见文如见人，十分珍贵；张高贤校友亲自签名赠其力作《一代人》等书，书中可寻觅当年国光“六贤”的足迹，可见六七十年代大批内地赴港人员的艰辛，也可折射出早年大批华侨外出谋生的不易。而他们则始终情系祖国，以不同的方式报效祖国，不忘家乡和亲友。
返沪后，读书、上芙蓉网，引起共鸣，回忆母校，怀念师长和校友，浮想联翩，拟写此迟到的回忆。
我就读国光中学初中二十组、高五组，共6年，厦门大学4年；我太太梁秀华是印度尼西亚归国侨生，在集美中学就读4年。我们受荫于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及其女婿李光前先生的恩德，得益于新中国重视农村教育的政策，才有机会上学，完成学业，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
国光中学汇集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主要优点，她有优美的校园，完善的教学设备，雄厚的师资力量，优惠的收费政策，并设有人民助学金。从而吸引了本地区广大学子，尤其是家境贫寒的子弟，以至于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归国侨生。学校呈现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有人评估至高五组高六组时国光中学已进入鼎盛时期。
我们在这座美丽的校园里，得到良好的教育，受到校主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也经历了艰难的学生生活的磨练，为我们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基础。
我大学毕业后在一个科研单位工作四十年，其中前后二十年是在大都市上海，中间二十年则是在崇山峻岭的大三线度过的。太太也陪我经历过一段比较艰苦的生活。我们能够适应各种生活、工作环境，与中学所受的教育直接有关。我的职称是研究员，太太是副主任医师。我们现在已退休，正在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吃水不忘打井人，我们衷心感谢两位先贤，感谢国家和人民，感谢师长，感谢在困难时期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所有好心人。
二.报考国光中学
1953年夏，我毕业于家乡的西林小学，是年16岁。母亲不想让我上中学，而是在家种地。
我三岁丧父。父亲是菲律宾华侨，以打工为生。是父母婚后，父亲第二次回国时，母亲才怀上我的，我还没出生，父亲就出去了，再也没能回来。我有一个叔叔，叔婶担心我们母子会拖累他们，父亲去世三年后，就赶着我们分家。从此，我们孤儿寡母，生活过得十分艰难。我能上小学，纯属份外之福。为了哺养我，母亲历尽千辛万苦，她学会除犁耙以外的绝大多数农活。她每天要下田种地，有时也上山割柴草，寒天酷暑时，怕我受不了，常把我一人留在家里。祖母是很疼爱我的，但她照管不了我。她在叔叔家吃饭，需为叔叔烧饭看孩子，再说祖母“小脚”，平时很少出家门。我常会和邻居小朋友东奔西跑一起玩。我们村子房前屋后池塘河沟多，宗亲们看了很为母亲着急，他们知道，我万一有事，母亲会活不下去的，就对母亲说：还是把树枝送到小学“关乖”为好。那时抗战已胜利，家乡的华侨又捐资办学 ，小学不收费，只要买课本就行了。我十岁那年（1947年），母亲在无奈下送我上小学了。我早就羡慕那些上学的孩子，有机会上学自然很高兴，很快成了用功读书的乖孩子。班上成绩前三名学校会奖励学用品，我差不多每学期都能拿到奖品。小学六年，我停学一年，跳了一级。
分家时，我们分得两块地，一块是水稻田，一块是东溪边的溪埔地，各约一亩。我们家只有一把锄头、一把镰刀和一只尿桶。没有犁、耙等大型农具，更没有耕牛。水稻田一年三熟，二季水稻，一季小麦，溪埔地只能种大麦或甘薯，常受旱涝之灾。由于缺乏劳力，又缺农具，一到农忙季节，母亲总是很苦恼，家乡有一习俗，说女人不可用牛耕地，否则母牛不下仔。常是宗亲叔伯看不过去连人带犁和牛来帮忙，有时又要请人帮忙，又要借犁和牛，母亲有时也去换工，帮他们割稻除草等。宗亲叔伯帮忙从不收取工钱（我家也付不出），只是中午吃顿便饭。由于缺劳力，常赶不上季节农时，也缺肥，粗放耕作，产量很低，那块水田二季稻一般只收400斤左右，一季小麦收数十斤。小麦用于卖钱，是全年主要的现金来源，用于购买生产生活用品。一日三餐是稀饭、麦糊、甘薯汤，青黄不接的季节，或有旱涝灾害就要断粮，小时候我曾吃过黄麻芯叶、黄豆叶等。1949年秋，家乡解放，两年后土改评成份，我家评为贫农，按政策二口户，可按三个人分地，我家又分进两块旱地，各约5分地，一块原是本宗族内各户轮耕的“公田”，可种花生（榨油）或芋头；另一块是从社会上分得，地处东溪边湖仔坑口，沙地，离家较远，头两年连续种甘蔗。居于这样的家庭经济条件，母亲根本无力让我上中学。
我小学毕业班班主任黄宗孝老师，教语文，他教得好，严要求，很受家长欢迎；他德高望重，乡亲们有什么文书上的事，他总是热心帮忙指导。他和太太（老师）带着两个孩子就住在学校教室走廊西头隔起来的一间简易房子里。我们村里的农民上洪濑街赶市要从学校门口经过，农民赶市早，老师也起得早，他总会和乡亲们打招呼，遇到学生家长，总会了解学生在家的学习情况和报考的事。老师知道我母亲不让我报考中学，三次找她做工作，说是连报考都不让去，孩子长大了会有怨言，报名费只要2角钱（当时用旧币是2000元），应该让他去试一下。母亲勉强同意让我去报考。
我们那届毕业班共27人，其中有1人是复读生。大家约略知道本县有南一中，二中，国光，侨光等中学，但大多没到过这些中学，也不知道路怎么走。当时各个中学独自招生，考生要到报考学校报名。幸好那位复读的林姓同学家在洪濑街，说可带我们到南二中、国光报名。报名那天，有十来位同学在洪濑街头集合，沿着泉永公路步行北上。林姓同学说南二中较易考取，先去二中，我们走到梅山地界一个叫埔仔的地方折向东北方向，翻越埔仔岭，直奔罗东的二中。二中的校舍是座旧祠堂，与我想象中的中学相差甚远，路也远，我没有在那里报名。我们又一起来到梅山竞丰的国光中学。
到了国光校门口，我眼前一亮，一个宏大崭新建筑群出现在面前，它以穿过校门的中轴线为对称轴，左右对称，错落有序地分布在那平缓的山坡上，真是美极了，它深深地吸引着我和同学们，凡未在二中报名的同学都在国光报名。
按学校要求，在考试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再次来到国光。可能是得到老师的指点，知道校门口那条马路边的一些小粥棚，可以用米换稀饭，来时，我在衣服前襟的两个口袋里装了一斤多米，给一个粥棚的老板，再加5分钱，他供我三餐稀饭和咸菜。当晚，学校安排我和另几个考生住在延平楼二楼西头那个房间，每人一块床板，并排放在地板上，天热不用被子。第二天考试，好像只考语文、数学两门。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压力的考试，考前也没有复习，农村的学生，也不知道中考是怎么考的。进考场，老师发下试卷，看到题目，觉得不很难，我认真做每一道题。考完试当天下午我们就回家了。
三.考取国光中学
考试过后，我并不太在意是否能考取。一天傍晚，听说邻居黄加俊（前届毕业的）已收到南一中的录取通知，我才想起国光也该发榜了！我们没办邮政通知，第二天我约了几个报考国光的同学，第三次走进国光的大门，就在校门内东院前中轴路东侧那个布告栏上公布录取名单，黄树枝榜上有名，我们小学有三位同学被国光录取。
国光录取仅表示学校给我一个就读的机会，而我家的经济状况，能否上中学仍是个未知数。我能考取国光给母亲带来几分宽慰，但母亲很快就愁容满面，一日三餐都难，哪有钱上中学？！
就在这个时候，黄宗孝老师告诉我母亲，说像我这样贫困家庭的学生，学校收费可以减免，国家有助学金，乡政府出证明就可以申请。这一席话给母亲带来一线希望。我家是乡里典型的贫下中农，解放初期，有发救济款，常会给我家一份。当时的干部很廉洁，乡政府对我们几个同学能考上中学很高兴，我的贫困证明很快就开到了。
当时母亲思想上还有个负担，那就是宗亲们会怎么看？孩子年幼时，大家都很帮忙，现在长大了不在家种地，而上中学“享福”去了。最后母亲艰难地选择了让我先上一学期试试看，试看学校能否减免收费，国家真会给助学金？于是母亲卖掉一些留作口粮的稻谷，也向亲友借一些，大约凑足7~8元。
注册那一天，我带着母亲筹来的钱和乡政府的证明按时来学校办理注册手续。从此，我就是国光中学的一名学生了！我十分兴奋，我想，一旦走进这个校门，就不会离开这个学校，除非我自己不争气。
我十分感谢恩师黄宗孝老师。我们农村的孩子、家庭对升学事全然不知，是他和其它老师的辛勤教学，让我们同学具备一定的竞争力，他同时鼎力开导、指点和帮助，才能迈开这一步，我终生难忘。开学后不久，我特地写一封信给老师，称“您永远是我的好老师”。
上学后，学校全免8元收费，国家给我每月4元5角的助学金。这样我在学校食堂吃饭，自带咸菜（咸萝卜干），只需交米饭钱。按学校规定，周六二节课后可放学回家，周日返校上晚自习。我每周带一玻璃瓶（冬菜瓶）咸菜。每月饭钱约4元，尚有5角钱可用来买纸笔、理发等。上初中时，口粮国家还没有定量，食堂每天一稀二干，每餐一大桶一大桶的饭列队排着，同学随意打，吃饱为止。记得那时食堂在后山上养了好多猪，周六如有杀猪，午饭时有时会给我们吃私菜的同学每桌一碗红烧肉，像过年一样。
在国光6年，我吃5年私菜，高三功课忙，周六少回家，吃一年“公菜”。高中时，学校给每月6元助学金。
我上中学后，母亲更加辛苦了，她必须耕种人均3份地，必须养活自己，供我每学期入学时的注册费10~20元，以及我的衣着费。我每周日回家总要赶着帮母亲下地做农活，但做不了多少。记得上初二时（1954年）， 母亲对我说湖仔坑那溪埔地（约半亩），离家远，管不过来，每年收益很少，不如无偿让给宗叔良国他们家种一年，我很赞成。良国叔四兄弟，劳力多，农忙时帮我家最多，他家婶太很有爱心，有时我们家要断粮，她常会几个甘薯，一碗饭接济我们。大约是1955年起，农村开始合作化以至公社化，土地归集体所有，从此母亲不必为种田操心了。当时下田劳动记工分，母亲属半劳力，工分少，不过合作社初期按人均土地数有一定工分补贴。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我每学期初的入学注册费的筹集更加困难了。
单干时，家里多少总有一些农产品，如地里的甘薯，虽还没长大，但小一些挖出来总能卖些钱，可以应急；而集体化后，要到年底才能结算，有时也分一些农产品。每学期的入学费总是让母亲伤透脑筋。其中有三次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其一，大约是高一下，母亲手头一点钱也没有，我怕她着急，就说我找同学想想办法。其实这时大家都要用钱，只能找比较熟悉的同学商量一下，我找到班干部戴添露同学，他热情帮我筹到20元，解了燃眉之急，二三个月后，母亲才筹足了钱还。另一次是年底，生产队分了一些红糖，拿去卖又借了一些才凑齐。还有一次是母亲在厨房柴火架下养了几只兔子卖的钱，这在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的。我在学校生活也是克勤克俭，尽可能减轻母亲负担。中学大学十年，和多数同学一样都是赤脚的，有一双木拖鞋，晚上睡觉前到水槽处用水冲洗脚就行，这是家乡温暖的气候送给我们的大礼，但冬天下霜时，脚趾头也有冻得像红萝卜似的。脚板由于不受约束，横向发展，变得又短又宽，后来到上海很难买到合适的鞋子。
我在上学期间也得到亲友和社会的诸多关心和赞助。
宗叔黄海同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在抗战时期，交通断绝，他在国内的家属与我们一样贫穷。五十年代，他在外经营有些起色，但并不富裕，而他却十分关心我们宗族一些比较贫困的亲友，过年时一般都会寄钱分给大家，我家也有一份，一般是港币10~20元，当时汇率低，相当于人民币4~8元。春节时母亲会买1~2斤肉，这是一年唯一的一次，其中一半用盐腌着，待春耕时宗叔帮种地中午吃饭时可炒一个菜。如有旱涝灾害，海同叔还会再寄一次钱。
村里一些“番客婶”，很有爱心，很同情我母亲的遭遇，常对母亲说：树枝上学如缺钱就说一声。母亲为难时，会向她们借3~5元，也常为不能及时偿还而内疚，有时是还了又借。有的钱一欠就是几年，到我大学毕业时，家里累计欠债一百多元。母亲不识字，不会记帐，她用心记住每笔欠款。（我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还清这些债务。）
公社化后，家乡西林大队约有三年，每年给上大、中学的学生3元钱的赞助，以示关怀。
上初一住校，需要一条被子，而我们家只有一条，母亲在为难时，我的四婶太说她家有条被是她那过房婆婆生前盖的，可送给我，母亲怕我不乐意，说洗晒干净就好用，我说我不介意。这是一条自纺自织自染的土布做成的深蓝色被套，陪我度过十个冬天。
我是在众多亲友的关爱下长大和完成学业的。
四.国光六年学习生活
我在国光学习生活6年，这是幸运的6年，幸福的6年，是长身体长知识的6年。
所谓幸运是指我是我家祖上以来第一个上中学的；在我们后尾宅村数百人中前两年才有2人上中学，我并列第三；国光中学是本地区校园最美丽，教学条件最优越的学校，而且新校舍1953年刚建成，我们赶上乔迁之喜。
所谓幸福是指我能在国光这样好的学校接受中学教育；生活虽清苦一些，三餐自带咸萝卜干，但米饭可放开吃，一稀二干，这是我在家未曾享受过的；学校上有师长教育指导，身边有众多同学朝夕与共，这对于我这个早年丧父，又无兄弟姐妹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个幸福的大家庭。
三好活动轰轰烈烈
在校期间，学校开展创三好活动，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操行优、学科、体育成绩80分的可评为三好学生，授金色奖章，获前两项成绩授银色奖章，大大调动了同学们的积极性，大家勤奋读书，积极锻炼身体。
我所在的初二十组四班，全班40多人，有10多名女同学，6名侨生。同学大多来自农村；侨生则来自东南亚各国，他们是陈川乾，赖全，杨松生，许善继，卓天赐，陈真完。同学大部分住宿学校；少部分通学（走读），他们有的单程要走1小时，这些同学特别辛苦，每天风雨无阻。班长林仪昌，团支书陈宗岁。
由于历史原因，同学年龄相差较多，有的因家庭经济困难而缀学多年，有的劳动多年再来上学，我虽是应届生，年纪也并非最小。
同学们上学不易，都很珍惜这个学习机遇，课堂纪律好，晚自习时住校同学都会自动到齐。同学间团结友爱，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侨生虽然来自国外，很快和国内同学打成一片，多数侨生也是靠助学金生活的，学校给多一点，让他们能吃上“公菜”。
每天清晨早饭前，下午文体活动时间，学校大操场，球类活动场地，总是布满了同学，在做各种体育运动，当时还开展劳卫制锻炼。特别壮观的是上午课间操，全校同学集合到大操场，每班排成一列纵队，黄光升老师又高又帅，他穿着白色运动服，在司令台上领操，全场划一的动作，全校同学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们四班三好生中成绩最全面的应首推黄有利同学，不论主科或术课，成绩都很优秀，他看了很多课外书，作文常被语文老师评为范文，体育课他的中低栏在校运会常能夺冠，美术素描等都很不错。
我刚上初一时，对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的新鲜和陌生，一心埋头读书，生怕好不容易得来的学习机会再丢失。大约是同学们看到我学习比较努力，成绩还好，初二班委改选时，选我为学习委员，也是在这一年我加入了青年团。我的主科成绩比较好，对物理、数学、地理、生物特别有兴趣，成绩也好，但音乐、美术基础差，一般都是60多分，体育成绩也很一般，长跑还可以，但百米达标就很困难。初二时我只评上二好，获得银色奖章。初三时加强身体锻炼，成绩有较大进步，获得了金色奖章，后来在体育方面又作了努力，获得劳卫制Ⅰ、Ⅱ级证章。初中毕业时，学校保送我直升高中。
高中时，年级整体活动较多。高一共有六个班，高二又按高考志愿分成理工，医农和文科班，理工科人数多，有二个班。大炼钢铁，上八都山办分校开荒等多是以整个年级活动，年级同学间有更多的交流。
从高一下起，我被选入学校团委负责宣传委工作，主办团委宣传栏，主要是向学生干部，优秀生征约稿件，大约两周一期。宣传栏立于遵义楼东侧大路边。
课外兴趣小组红红火火
课外兴趣小组，可以让同学们从紧张的学习中走进另一种较为宽松愉快的学习环境，激发每个同学的潜能，学以致用，劳逸结合，活跃校园生活。
我并不确切了解学校有多少个兴趣小组，但在那种气氛中，能感受到几乎各个学科，各个方面都有兴趣小组。如文娱体育，每到文体活动时间，东院就会飘扬出悦耳动听的音乐，几乎每学期都有精彩的文娱汇演；体育人材众多，校运会常有破纪录的好成绩，有两位同学印象很深，一位叫梁熊枢的侨生，他身体高大，短跑轻捷如风，常有好成绩；另一位同学叫不出名字，也是位侨生，他大概是得小儿麻痹症，走路不便，须柱着拐杖，但他双臂粗壮有力，单双杠非常出色，同学们常会怀着赞许的目光观看他的表演。文学美术方面有许多活动。黑板报数板并立，周周更新。
我缺少文体细胞，只参加一些学科兴趣小组。我先后参加地理、日用化工和木工等小组。
地理兴趣小组：学校有个小气象站，就在公毅楼南侧小广场上。小组成员都是初中同学，每天2~3人轮流观测记录，早中晚各一次，观测内容有风向、风速、百叶箱温度、地表温度、空气湿度，天空晴、阴、雨以及雨量等。要求记录清楚，并要签名，地理老师定时给我们做气象分析辅导。
日用化工组：大约是初三或高一，我参加了日用化工组，组长是陈燕文同学。那时我们已有化学课，化工组主要是试制肥皂。
木工组：高二时，我参加木工组。木工组就在遵义楼靠东回廊那间木工房，小组成员已不记得很确切了，好像还有李金文，戴志香，黄路加等同学。由一位技艺很高的老木匠教我们锯、刨、凿和榫头连接等技术工艺。为了学以致用，我们试制了一台甘薯切片机。甘薯是高产作物，也是家乡人民的主粮之一，大量收成于秋末冬初，但极易霉烂，农民常用菜刀把它切成片晒干保存。但手工切片既慢又费劲。当时已公社化，生产队的收成都放在一起，如能实现切片半机械化，具有现实意义。木工组用了近两个月的活动时间制成了原理样机。样机得到学校和老师的好评，并在学校兴趣小组成果展览室展出（在东院）。
后来木工组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制造木头汽车。听说学校后勤仓库有一台柴油机，当时我们在物理课已学到柴油机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大家兴趣很高，想造一辆木头汽车，以柴油机为动力，加上车轮和操纵系统。这个计划得到当时学校教工会主席的支持，我们先到解放军汽车连请司机给我们讲有关汽车结构和工作原理的课。后来又派我和另一位同学（可能是路加同学）到泉州汽车修理厂实习。大约学习一星期。后来，接到学校通知返校参加大炼钢铁。木工组活动因此结束了。
劳动教育
我们很多同学家在农村，从小就有劳动习惯，但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更有一番情趣。印象较深刻的活动有四次。
颗粒归仓 大约是初二初三那年的秋天，农民正值收割水稻的季节，学校几次让同学自由组合到收割过的稻田里把掉落在地上的稻粒捡回来，大概是要让同学们体验一下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一次，我和宗岁等同学跨过芙蓉桥，沿着罗溪北岸的稻田走去，一眼望不到头的金色稻浪，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无疑这是梅山最富饶的地方。大家都很细心，不放过散落在地上的谷粒，我有时也细心地翻开社员刚打过的稻草，其中偶尔也会夹着折断了的稻穗。每次半天，每人一般都会有一斤多的收获，积少成多，据说这次活动全校共收回稻谷三千多斤移交地方粮库。
挖龙舌兰苗 我们上初中时，新校舍刚建成，周边的小山包都是光秃秃的，学校计划在梅山楼后的一个小山头种龙舌兰，需要一批龙舌兰苗。班主任让同学自由报名，有几个同学报了名，我说可当向导。我知道杨梅山脚湖仔坑旁就有不少龙舌兰。龙舌兰形似菠萝苗，但更为硕大，叶质肥厚，叶缘有齿状刺，叶端有锥状长刺，它的纤维细、长、韧，是鱼船用绳的上等原料。我们一行4~5人，吃过早饭，到学校后勤借了一对箩筐，几把锄头就出发了。我们经鼎诚，涉水过东溪，来到杨梅山下，向南方向走。龙舌兰苗一般散生在沙砾或石头缝隙中，小苗有叶3~4片，张开有巴掌大，根生得不深，我们还是小心用锄头挖起。拿锄头的同学散开寻找，挑箩筐的同学紧跟在后，每发现一颗小苗，大家都会十分高兴。过了前峰，前面就是我的家乡西林了，我们发现箩筐里的小苗已快满了，抬头看太阳已西斜，约有2~3点钟，我说苗数已差不多了，到我家吃甘薯去，大家同意了。我让母亲“窝甘薯”，她第一次看到来了这么多同学，很高兴，但让大家吃甘薯很过意不去，大家说喜欢吃，于是母亲挑了一些个头较小的，不去皮，洗净，放进锅里，加适量水，用大火烧煮，不一会儿，锅里的水干了，甘薯也熟了，贴锅的一面都有一个“锅巴”，又香又甜，配着咸菜吃，大家感到别有风味。离开我家，我们就经洪濑街沿着公路快步返校，正好赶上学校的晚餐。
下乡抢收抢种 一个金秋时节，稻谷已成熟，秋收冬种是个农忙季节，应地方上的要求，学校派我们高五组的同学来到梅山北部一个叫登埔的地方，大家同当地公社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把所有成熟的水稻都收割完。并参加部分小麦的播种工作。
八都山开荒 当年，学校要在八都山办分校，可能是为分校准备生产基地，需要开荒造田。那天一早，吃完早饭，高五组的同学就背起各自的小背包列队出发了，我们先步行到九都，然后由一位名叫吴墨水的同学作向导，带我们翻山越岭来到一个叫卓厝的山岙，这是分校所在地，这个山岙看不到几户人家，但在一个较平坦地方已有一座落成不久的新校舍，呈回字形，同学们就在校舍里打地铺住下。那段时间山区阴雨绵绵，小泥路人多一踩，全变成泥浆路，屋里也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同学们知道这次是为分校开荒造田建生产基地，为山区儿童创造一些上学的条件，个个干劲都很大，毫无怨言，分成班组，在一些选定的土质较好的山坡上开挖表层，除去草皮树根。由于外雨内汗大家的衣服都湿透了，手掌也起了血泡，每位同学都在尽力。我在上山前，因参加灭四害捕麻雀，一个手指受伤，还在流血水，拿不住锄头，只能参加清除地面杂物、兼做鼓动工作，用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状广播筒播发每天的先进人和事。五组在那里近十天，后来大概是高六组的同学去换班。
大炼钢铁和“灭四害”
我们上高中的三年，正是国家大搞群众运动的一个时期，好像有一种观点，不论什么难事，只要搞群众运动就能办到。群众运动波及学校的典型代表是大炼钢铁和“灭四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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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上山砍树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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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炼钢铁 或许是国家建设太需要钢铁，五八年全民炼钢铁，学校也不例外，停课炼钢铁。第一阶段高五组上山砍树烧炭，高六组在梅山楼后山上修建小高炉。第二阶段则是淘铁沙炼钢。我参与烧炭，淘铁沙，拉风箱（炼钢）等事。记得我们高五组一个支队30多人上杨梅山东北坡，住在公社耕山队的几间平房里。上山后又分筑窑和砍树，砍树的人晚上要轮值烧炭。杨梅山东北坡的树林大约是五十年代初造的，比较整齐划一，树的胸径有中碗口粗，多为马尾松，也有相思树，是烧炭的好材料，每棵树不用几刀就能砍倒，除去枝叶，再按炭窑高度锯成段，装窑后封好窑门就可用裁下的枝叶烧炭，真是“煮豆燃豆萁”。每一窑炭就吃掉一小片树林，只留下个个树墩。我们在那里大约二周，原本是郁郁葱葱的山坡，到走时，大一点的树木已基本砍光。这是在一个号令下，进行的一次全国性毁林事件。后来，我们还参加挑炭，在东溪淘铁沙，炼铁拉风箱等。当铁水从小高炉流出，在场师生不知有多高兴啦！在高兴之时，大家还不知道为了这些铁水，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待铁水冷却后，细心的同学就发现，铁锭里有很多沙眼，据说这些铁锭又拉到地方铁厂重新回炉。为炼钢铁，学校停课可能有1~2个月。
谈到大炼钢铁，不由得想起我们高五组的校友中竟出了一位炼钢高炉的建筑专家，他就是李世耀校友，在退休前他是某筑炉公司的经理、高级工程师。他是玩真的，他从四川的攀钢，湖北的武钢到上海的宝钢。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为世界的钢铁大国，靠的则是现代科学技术。
灭四害 为了人民的健康，搞卫生无可非议，但当时确实是想通过几次群众运动来灭四害。老鼠、麻雀名列前两位。学校要求交老鼠尾，麻雀脚，虽然未作硬性规定。老鼠早已臭名昭著，但极其精明，昼伏夜出，要捕捉它们可不太容易。而麻雀则和人类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对人类并没有大的戒备。它的一大罪过是吃粮食。为了捕捉麻雀，当年我伤了半截指头。我家在农村，麻雀随处可见，一个周六，请一位老师帮我向学校教工会借一支气枪带回家，我想打它几只不在话下，可是一试枪，子弹打不出去。我把枪管折下，想看一下究竟，不慎碰到扳机，枪管弹回，把左食指半截指头夹住。顿时血肉模糊，当天由同村一位低年级的同学帮我佩枪，陪我先到洪濑卫生所做简单包扎后返回学校。老师虽无批评，我自感内疚，学校电台也播出要同学注意安全的稿件。我请假数日在宿舍休息，每天到校医室换药，血水流了几个星期才止住，经校医方医生的精心护理，指头功能不受影响。这事仿佛在告诫我，麻雀是不可伤害的。后来有一生物学家论证，麻雀功大于过，随即平反，从黑名单中除去。
外语教学中的遗憾
初一上，我们开的是英语课，给我们上课的是位年轻的女老师，她让我们称呼她“Miss Wang”。
到期末，已上完国际音标，学校突然宣称英语课不考试。初一下起，英语课就再也不上了。
到了高一，开了俄语课，来了一位年轻的俄语男老师。高中三年，俄语是掌握不好的，到了厦大，我仍选修俄语。
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小学没有条件开外语课，初中有条件，可是被停课了，我们就这样失去了学习外语的最佳时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些西方国家不喜欢我们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中国外交无奈只好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我们的外语课从英语改为俄语，应该是受这种外交气候的左右的。
1963年，我到一家研究所工作，同年来自不同大学的同事们外语几乎清一色是俄语。前后几届的同事们，情况也基本如此。六十年代起，中苏关系已全面恶化。大概是因为中国坚持收回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主权，不同意建立联合舰队，而得罪了苏联领导集团。他们全面撕毁了合同，撤回专家，带回技术数据，图书馆里只有一些旧的俄文图书数据。我是从事水声专业工作的，当时连俄文《声学杂志》都订不到。在中学只教俄语的一边倒政策，使我们这一代人受到很大损失，有个别人甚至是灾难性的。
一个科技工作者，不懂外语，就像缺了一条腿。我们虽学了俄语，但找不到数据等于无用。当时还能找到一些解密了的英文数据。因此学习英语势在必行。1966年起开始十年文革，科研进度放慢，政治活动多，只要你不太热衷于当时的一些活动，就会有多一些的自由时间，当时上海无线电台还有英语广播教学，学习英语的时机就到来了。从此我开始了“二十年磨一剑”的英语学习。
广播教学首先要有一台好一点的收音机，那时国内半导体刚起步，无线电行常有晶体管处理品买，电子管、其它零部件也买得到，于是装试收音机成了一种业余娱乐。晶体管收音机先后装试四管机、六管机、八管机，电子管的装试了五灯机。解决了收听的问题，后来连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也能收到。
当时电台有英语教学节目，却买不到课本，只好买一些旧教本和英汉词典，根据广播内容拼凑教材。学起来比较吃力。这里我仍要感谢国光母校在初一时上的一学期英语课。感谢王老师教我国际音标，这一些都成为我自学英语的“酵母”。
到七十年代，借助词典，我已可查阅本专业的英文资料。八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大学开设英语课，北大郑培蒂老师主讲，我又系统学了一期。
八十年代中期，科技系统开始高级职称评定（高工），外语作为门坎分，经考试合格才能参加评定。我们这一代人，都已年近半百，还要接受这样的考试。研究院统一命题，没有指定教材，内容不设定范畴，在全国设若干考场。一些人埋头科研工作，成果颇丰，但较少顾及外语，原来学的俄语因用不上而生疏，又未开新的语种。考题难，个别人进考场就没有走出来，有的则因失去评定资格蒙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由于笨鸟先飞，这次考试我取得良好成绩，如期获得高级工程师的职称。总的来说，我们这一代人，受制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外语教学受到挫折，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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