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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山 — 杨梅山 （1994年春节黄树枝在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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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是母校所在地，是建国初期新起的地名，据前辈人说，此地原称浮墙（闽语芙蓉的谐音）官园，是个富饶的地方，也是校主李光前先生的故乡和发祥地。校主在此建校，让家乡各地和东南亚以至世界各地的学子到国光受教育，受熏陶，并继而从这个发祥地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所有校友都会十分怀念这个地方。
杨梅山是泉南地区群山中有一定名气的山。梅山的命名或许与杨梅山有关。以杨梅山为中心，梅山、洪濑、康美三镇依序在北、东、南三方将其环抱，而晋江东溪在这里形成一个半圆弧，从杨梅山的东北方位进入，流经三镇，向西南流去。杨梅山，海拔约300米，在福建群山中并不算高，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在杨梅山东南面，从山脚往上约三分之一处有一座扬名海内外的古刹雪峰寺；在正南面半山腰处还有一古寺慧泉寺。现在这里已成了泉南的一个风景点。
我的家乡洪濑西林乡（现为村建制），西北倚靠杨梅山，东南有东溪环抱。有一条小溪叫湖仔坑，北起杨梅山的东南山麓，向南流入东溪，它是洪濑与康美两镇在这一地带的界河。湖仔坑上游又有两条小支流，向北的一支流，经过一个小山谷进入一个像磨盘的小小盆地（磨内），直抵雪峰寺左后山脚下的田螺穴。田螺穴是由众多天然巨石垒迭而成的，相传巨石下方有一大山洞名叫“闽南九洞空”，又深又长，早年曾住有“倭仔贼”（倭寇），他们昼伏夜出，为害四方，后被中国军民用松树的新鲜枝叶熏灭。但后人从未找到洞口，只闻潺潺流水。这里在六十年代已修建了磨内水库。湖仔坑的另一条支流向西经过一个叫桶钩弯的夹谷切入杨梅山的山体。这里后来也修了狮林水库。这条支流两侧有层层梯田，建国初期是个国营林场，到六十、七十年则建成雪峰华侨农场，这里住有从印度尼西亚、越南归来的侨胞。
树枝小时曾随母亲上杨梅山割柴草，在湖仔坑边车水抗旱，也在假期参加狮林水库的修建劳动，更是无数次和小伙伴上过雪峰寺游玩。记得初二那年暑假，和宗亲加俊（后考上交大，在武汉工作，与我同属一个研究院），到雪峰寺玩，突然想攀登杨梅山顶峰，当时连开水都没带，沿着石阶走到慧泉寺，再从其后向北攀爬登顶，那里已没有路，坡度大约60度，开始还有些小灌木丛，越往上就越稀疏，到山顶则寸草不生，尽是风化了的碎石片。山顶上是一条长数十米宽数米的山脊，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在山顶上看周边三镇，就像一幅版画，国光的建筑群、洪濑街、东溪两岸的村庄田野，历历在望。当时山下热日炎炎，山顶却凉风习习。我们在山顶上逗留了数十分钟才下山，到了慧泉寺顿感口渴难忍，随即进寺向和尚讨水喝，见到一长老，我们说明来意，长老拿出两只小酒盅似的杯子，从袖珍茶壶中倒出茶水，刚好两小杯，茶色橙黄透彻，就是量太少了，有点感到杯水车薪，心里告诫自己，要小口小口喝，否则连嘴巴都润不透。可茶水一入口，清香甘甜，珍珍有味，干渴感瞬时全消，这是我第一次喝到这样的好茶，后来虽也品尝过一些名茶，但很少会有这样美好的感受。长老是用他自制自饮的仙茶招待我们这两个毛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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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主李光前夫人捐巨资参与重建的雪峰寺。
1994年春节黄树枝偕同太太、儿子、女儿游览雪峰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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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寺一直香火兴旺，香客络绎不绝，五十年代初，可能是其鼎盛时期，僧人约20~30名，大多是和尚，偶尔也能见到尼姑。十年文革，雪峰寺也受到很大伤害，和尚尼姑被迫还俗，寺庙改为茶场，到七十年末才得以恢复。听亲友说，为修复寺庙，八十年代初，有一年青和尚到东南亚化缘，受到广大华侨，特别是闽南籍侨胞的热情接待，大家慷慨解囊，李光前先生的夫人更是捐巨资参与雪峰寺的重建。1994年春节，我和太太带着儿子女儿返乡时，特地到雪峰寺游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雪峰寺。旧寺是砖木结构，只有大雄宝殿比较高大，两侧是平房。现在大殿，前殿，两厢房都重建，气势雄伟，金碧辉煌。旅游车可直通寺前。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李氏家族爱国爱乡的壮举，凡是家乡的公益事业他们都会关心。
六.高五组校友在厦大
当年高五组校友考上厦大的大约有十来人，分布在数学、物理、化学、中文、外语等系。记得我们上厦大的第一个新年（六〇年元旦），高三组在厦大历史系就读的李立山学长邀集在厦大的国光校友相聚合影，有十多人出席，可惜这张照片已找不到了。
当年，厦大是为数不多的四年制大学，但教学内容与五年制大学相差不多，且多采用苏联教材，学习任务繁重而紧张，校友们很快就融入到各自的科系中去了。但偶尔也能听到五组校友的声音和信息：当时响彻厦大校园的《厦大战歌》，据说作者就是中文系的刘再复校友；李金聪，黄树枝分别被推选为数学系、物理系学生分会主席，黄有利因休学晚一年考进厦大，也参加外语系学生分会的工作。在厦大的校友们都出色地完成了学业，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
七.四访母校
1959年秋，高中毕业离开国光母校至今已近五十载，但母校的校园景观和精神风貌，仍然深深印记在大脑中，不时都会想念，一有机会就会想回去看看。四十多年来，我曾有四次回访母校。
第一次探访母校，大约是1961年暑假，当时在清华就读的陈东超校友第一次返乡探亲，他邀我到他家（梅山新蓝）做客，第二天我们一起到母校，时值假期，老师同学大多数放假离校，只见老校长郑明端老师仍在为学校操劳，他热情接待我们，询问我们在大学的学习生活情况，并在新华楼门前和我们合影留念，中午，当然是老校长请的客，他让校厨给我们炒米粉，这是在京沪都吃不到的家乡名点。校园还是两年前的样子，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
第二次访母校是1969年，春节我回乡探亲，国栋、宝英校友邀我和太太到他们在县城的家住几天，期间宝英回梅山向长辈拜年，约我和太太同行，我们欣然答应。我的主要目的是看看母校变得怎样了？那是文革的第三个年头，全国的大中学开头是师生停课闹“革命”，后来就不招生了，事先也知道国光已关门停办，只是偶尔在那里办几期干部学习班，听说课桌等教具也丢失一些。宝英校友的娘家就在学校大食堂南大门过马路的第一座房子。我太太是在集美中学上的学，她早就想看看国光，但我不愿让她详细看到国光落难时的状况，我就跟她们打招呼，说我到外面走一走。这样我独自一人，从校食堂门口起沿着校门口那条马路向东走。母校校门上的名牌没有了，《国光中学》四个大字据说是王菲岛老师书写的，气势非凡，大家说是“岛体”，可眼前却不知去向，只见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内心不免产生几分悲凉，李氏家族知道了会怎样想？！当时的最高统帅早年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可文革当初，他又说“大学可以不办”，据此，中学不办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在文革期间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个人才断层。）我继续往东走，当年人丁鼎沸的大操场已长满了野草，只见操场东边台阶后的几棵桉树已长成参天大树，胸径用双手拥抱不能合拢，它每年都会脱一层老皮，而绽露出的新皮，灰白色中透出鲜绿，充满生机，给人以希望，相信国光中学的第二个春天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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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树枝偕同太太、孙子访国光（2005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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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树枝校友访母校（2005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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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访母校是1986年秋天，我到福建出差，顺路回西林探望亲友。好友国栋要了一部车把我接到县城，知道第二天老校长和国栋要到国光出席校庆和国光校友会筹建会，我应邀与他们同行来到母校，我不参加会议便自由自在从生活区到教学区，整个校园逛了个够，虽然见不到一个熟人，校舍经数十年的风雨，也有些陈旧，但学校教学已恢复多年，校园里的花草树木更加茂盛，遵义楼内侧一棵白玉兰树已有二层楼高，要是在花期，它那挂满枝头的洁白伞形小花一开，定将满园飘香。
第四次访母校是2005年春节。大年初四，好友陈宗岁让他儿子开车接我们到洪濑他家，受到了很好的款待，宗岁给我们讲述了母校校舍重建的不少趣闻，我说初一到了竞丰却未到国光，流露出些丝遗憾，宗岁说我们下午就去。到了国光高中部，我们说明了来意，学校门卫友好地给我们放行。看到母校校舍已重建，高、初中已分校，规模更大，更具活力，一座座崭新校舍展现在我们面前，具有现代气息，又具几分洋气，可与上海一些名高校新校区相媲美。由于天色暂晚，我们只作短暂逗留，抢拍几张照片，后又到初中部门前看了一下。相信母校国光将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也再次看到校主哲嗣把先辈的爱国爱乡的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八.忆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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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照片系当年高考后，暑期中，高五组全体同学最后一次相聚母校时抢拍的团员集体照，可能由于时间仓促，有部分团员没有出席。
前排左起：李世耀、杨宝英、巫红光、潘瑞柳、吴仙治、江春华、吴玉树、余尚全、黄维元、潘松培、黄双喜（老师）、朱先兴（老师）、李晋江（老师）、林良俊、李茶水、叶国峰、林天生、陈东超、黄坚持、黄树枝。
后排左起：(姓名后补)、戴佑复、（是一位侨生，姓名后补）、叶锦生、林赐福、林芦山、黄国栋、杨松生、刘德茂、郭建柴、李活水、陈燕文、潘老着、李金文、戴志香、姓名后补、雷顺裕、蔡梅团、刘再复、钟成生、潘国卿、苏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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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代，长身体长知识、朝气蓬勃的时代，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聚集在美丽的校园里，一起接受教育，一起成长。同学间的友谊是人世间最纯洁的感情之一，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毕业后，大家各奔前程，能够联系的是少数，能够见面的则更少，但每个同学的音容像貌总是深深印刻在脑海中，终身难忘，在遥远的地方相互怀念着，一旦有机会相会，都会一见如故，喜出望外。
1971年，我随工作单位搬迁至鄂西大三线，那里工作环境、生活条件都较差，交通也不甚方便，同学间的联系大多中断了，只有少数同学偶尔有些联系，如南安的黄国栋，北京的林赐福，上海的吴家儆。1991年我返回上海工作，才慢慢和一些同学恢复了联系。现在已知在上海工作的校友有高一组、高五组、高七组、初十九组等十多位校友。我们不时会有联系和来往。
有些同学或许是同乡、同班（系）、同在一个城市工作或其它机缘，彼此有过较多的联系，他们的友谊曾给我以鼓励和帮助，他们的优秀品格堪称楷模，值得学习。现在我们大都到了古稀之年，相互联系不多，相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我想借此机会，讲述一些过去与他们相处的小故事，以示对他们的思念。不过，这里讲到的事都未经他们过目，有的年份也不一定那么准确。
校友黄衍程 我们是西林同乡。西林乡有湖美，小路、后尾宅和油园四个自然村，他家在湖美炉内，我家在后尾宅，上高小时同学三年，我们两人的成绩在班上一般都在前三名，他获得第一名的次数更多一些。1953年，我们同时考取国光初二十组，他在一班，我在四班。每逢周末，我们常会结伴步行回家与返校。寒暑假，我们都会参加学生返乡工作队，参与家乡的义务劳动，如抢收抢种，兴修水利，爱国卫生等。1956年他考取名中专福建机电学校，毕业后在福州大学实验工厂工作。六十年代，他有较多机会出差北京，路经上海时常会来看我，如是冬天，会带上我的军大衣。1969年春节，我们都回乡探亲，有一天他陪我和太太游览了家乡在马仔山上的热带、亚热带水果园，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后来他调往他太太工作的三明市，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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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十组陈宗岁、黄树枝访母校（2005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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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陈宗岁 初二十组四班同学。他个头高，年纪比我稍大一点，他说曾两次考取国光，第一次因家庭经济困难未能如愿，他特别珍惜这次机会，也比我们更懂事一些。他学习表现都很优秀，是班里的团支书，对待同学很关心，也很友善。他家在洪濑街头，与我家乡西林仅一江（东溪）之隔，寒暑假我们常有相见的机会。初中毕业，学校要保送他直升高中，但他执意考中专，录取在南安师范。他未曾想当教师，很着急，我陪他找到曾任县教育局副局长的郑汲水副校长，请求帮忙，说是任一个中专都行，就是不要南师。郑副校长热情接待我们，说了解一下，两天后答复。郑副校长了解后答复说，南安要发展教育，教师很缺，宗岁是被南师优先录取的，其它中专都已招满，若真不想去南师，可回母校上高中。当时师范吃住全包，不得已他上南师了。第一年他很不习惯，说要花很多课时学音乐、美术和手工劳作，而这些功课是他所不喜欢的。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他使自己逐渐适应于这个专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最初他被分配到南安第一实验小学当教师，这是县里一流的小学。他成家后，调到洪濑城郊的小学当了校长。在我们国家，教师已成了令人羡慕的职业，他现在是桃李满天下，并过着幸福的晚年。可以说，他是把自己的青春和爱都献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说来也巧，他太太和我是老乡，相距很近，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接走母亲前，他如去看望他丈母娘，也常会去看望我母亲，并给予许多关照，我是很感激的。
校友黄书春 他是高六组的，当时我们都是学校团委委员，可能是家庭情况、个人脾气爱好比较接近，很快成了好朋友，记得我们曾一起学骑自行车。校门口马路边有个自行车修理店，有旧车出租，一小时一角钱。一个星期天，我们租了一辆车，在学校大操场，一人骑一人扶着，我们真的学会了骑车。书春的家在六都（尚宅），他父亲也是早去世，就靠母亲劳动供养他。六十年代初一个假期他邀我到他家玩。我小学的班主任恩师黄宗孝和书春是同乡，这时老师已调回家乡任教。书春陪我去拜访老师。当时我还在厦大上学，空着手去，心里有些不安，老师知道我还想念着他，非常高兴，关心询问我的学习和家母的情况，老师身体还挺硬朗，但已一头银发。想不到这是和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1994年我再次返乡询问宗孝老师的情况时，才知道老师已在数年前去世，内心不胜悲痛。老师就像蜡烛一样，点燃着自己，去为学生照明前程。我十分感谢书春那次的邀请，使我们师生有一次见面的机会。书春后来考上华师大地质系，毕业后先后在福建地质大队，南安地震办工作，我们常有一些见面的机会。
校友黄维元 他考取福州大学，大约在大三大四，他突然病了，一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校医院里，真是贫病交加，但他顽强拼搏，保住了身体，也完成学业，虽然复读一年。那两年他是我唯一比较挂念的同学，我们常有通信，互相鼓励。66年他来信说要结婚了，春节我回家探亲，离开上海前，到一家百货店转了一遍，当时买东西都要票，用工业券给维元买了一对枕巾，以示祝贺。返乡后，一天我向亲戚借辆自行车，边骑边问找至罗东维元家，当时通信不方便，他事先不知道我要去看他，那天到姐姐家去了，而我亲眼看到他的家，拜访了他年迈的双亲。他家里空荡荡，没有一点准备结婚的迹象。看来他家为了他的学习和治病已倾其所有，我相信维元的未婚妻一定是个善良而有见识的女孩。我69年返乡时才在县城见到维元本人，他已经完全康复，只是清瘦了一些。他在县城的一家企业工作。
校友刘德茂 他考上福建师院后参加铁道兵部队驻西北回民区，六十年代中，一次他回南安探亲路过上海来看我。在西北生活艰苦但有乐趣，回民吃牛羊肉，而猪肉只供应部队和汉民，很便宜，“猪脚节”（猪脚爪）1斤只要几分钱，节假日他和战友们常会买来改善生活，但有规纪，只能关门吃，而猪骨头要埋到土里。鸡也便宜，他带了一篓子自加工的风干鸡回家孝敬老父亲。后来，他调回福建旅游局任高级工程师。1994年春节，他知道我带家人回南安过年，住国栋家，来电问候并邀请到福州。福州，以前我和太太只路过，未曾游览过。春节一过，儿子女儿已先返沪上班，于是我和太太便应邀而至，就住在他家，受到他和太太热情接待，游览了鼓山、西湖等福州名胜古迹。
校友黄国栋、杨宝英伉俪 杨宝英是初中时我的同班同学。她年幼时曾受农村重男轻女的伤害，身体比较单薄，坐在第一排，穿着简朴，学习用功，成绩优秀。上高中，她在医农班，后考上福建医学院，毕业后到南安县医院工作，成为县市有名的妇产科专家。她很看重同学间的友谊，与许多初中同学常有联系，谁路过南安她都会热情接待。她在家是贤妻良母好媳妇。黄国栋与我初、高中都不在一个班，后来，我是团委宣委，他是学生会主席，在宣传工作上常有联系。他因家庭贫困，小学毕业后停学多年，所以他十分珍惜中学的学习机会，勤奋学习，工作积极，做事总是风风火火，他多才多艺，能写一手好字，拉一手好二胡。他考上华东师范大学，这里聚集着不少历届的国光校友。厦大是四年制，我到上海工作，他们还没有毕业。国栋毕业后又留沪工作，我们同在上海有八年，每逢节假日在沪同学常会相聚，而我们两人相处的机会更多，彼此有更多的了解，他总像兄长一样关心着我们。他热情坦诚，虚怀若谷，离开或路过上海的校友多和他保持着联系。七十年代初，我逆长江而上，随单位进驻鄂西山区，而他则雁南飞，回南安工作，后任南安教育局长。他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秉公办事，两袖清风，他烟酒不粘，住的是普通民房，在他家房厅里竖着鲁迅先生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退休后仍在发挥余热，担任地区督学；前年我们燕黄重修族谱，他兼任打字、编辑、总纂，共二十七券数百万字，日以继夜，天下难找这样的义工。七十年代后，我平均每十年返回南安一次，每次回来都受国栋、宝英校友的热情接待。九十年代，我们举家从湖北迁回上海。我太太和儿子女儿已二十年未返回家乡，国栋宝英校友多次来信来电邀请，他们知道我没有兄弟姐妹，说就住他们家，九四年春节，我和太太带着两个已成年但未见家乡的儿女回家乡就住在他们家（七一年走时儿子不足2岁），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
校友李铁圣、李美珍伉俪 铁圣是与我同窗十年的数名校友之一，国光六年，厦大四年。其中厦大理科的校友还有李金聪（数学）、吴秉川（化学）等。而铁圣与我则同在物理系，同住一座宿舍楼（芙蓉五），同一个食堂吃饭，同在一个教室上基础课（直到分专业，他在半导体，我在海洋物理），真是有缘相伴到毕业。毕业后，他在南京，我在上海。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上。大约是1984年，我首次回南安，国栋友接我到县城，在县委机关，见到铁圣，他时任副县长。老友相见特别高兴，他让食堂的厨师做了几个炒菜招待我，互叙别后的一切。九十年代，他有较多机会来上海，这时我已举家返沪，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相见，他有时会邀请在沪的校友到宾馆相会，有时会到校友家看望大家，他坦诚待人，极具亲和力。他曾有过辛酸的童年，他勤奋攻读，自强不息，在学业事业上都取得了成功，他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时刻关心母校的发展，成了母校与校主哲嗣联系的重要纽带。铁圣的太太李美珍校友，是在九十年代，她偕同铁圣来沪时我才认识的，她虽是出自名门的大家闺秀，但她朴实无华，很有爱心，是铁圣的贤内助。2005年春节，我和太太带着小孙子回南安探亲，住在县城表弟家，恰逢铁圣一家也回梅山竞丰过年，大年初一，铁圣托一友人开车来接我们，国栋友同行，后来又来了几位校友。佳节，挚友相会，倍感亲切。中午，美珍校友亲自下厨设家宴招待大家。饭后又是谈不完的话题，时间已不早了，有谁说国光今天去不成了。我又有二十年未见母校了，来到校园边，有失之交臂的感觉。但有失有得，这天下午我第一次有机会瞻仰李光前先生的故居，这是座典型的闽南大厝结构，古色古香，它宁静而安祥地座落在那里。校主为办学不知花了多少钱财，却不大在意故居的修缮。不由得让人内心更加敬佩。
校友黄坚持和陈东超 坚持、东超是高五组年龄较小的同学，聪明勤奋，成绩优异，为人谦虚谨慎，双双考上最负盛名的清华大学。一个是工程物理，一个是电机工程。记得我们上高一时，才开俄语课，不少同学感到俄语难学，而坚持却学得很好，他是俄语科代表，常给大家辅导；他在高考前夕，不幸患盲肠炎，送国专医院住院治疗，大家都为他捏把汗，医生为他做保守疗法，不用开刀而治愈出院，功课复习无疑是受影响的，然而高考时他居然高分考取清华，足见他深厚的学习功底。
1965年我首次出差北京，住总部招待所，与清华相近，星期天，坚持、东超来看我，并陪我游览颐和园。1966年我再次出差北京，这时文革已开始，我抽空到清华去看他们，先找到东超后一起去看坚持。当时，坚持已考取研究生。那个年代，只有少数院校招收研究生。
坚持参加工作后，1970年来沪出差，到我单位来看我。自那天以后我们未再见到面。1994年他从别的校友处得知我的电话，随即通了话。知道他正在参加一座核电站的建设工作。他具备了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能力和条件，深信他的科研成就一定是不同凡响的。
六十年代，东超和我有较多联系。1961年，他上清华后第一次回家探亲，路过厦门到厦大看我，并邀我到他家玩。假期，我如约到新蓝他家，只见到他父亲一人，他姐姐已出嫁，就靠父亲种田供他上学。第二天，我们一起探访母校，我们两人都是第一次返回母校。他毕业后，分配到吉林水丰满电站工作，来信中曾讲到冬季在松花湖（水库）上凿冰钓鱼的有趣故事；69年来信，他说已有女朋友，并寄给我一张他们的订婚照。后来，因夫妻两地调回南安山美水库电站工作。八十年代，我有两次回南安，都是匆匆而过，没能去看他。记得在八十年代，有一次我从上海乘渝字号轮船回宜昌，一天晚饭后在顶甲板上观望长江两岸风景，旁边站着一位年龄相仿的乘客，都是在宜昌下船的就交谈起来，他是葛洲坝电厂的厂长，竟是东超在水丰满电厂的同事。我深信我们的东超同样具备建设管理国家大型水电站的能力。1994年我回南安忽听东超因病已去世多年，不胜悲伤，东超好友英年早逝，对于家庭对于国家都是个很大的损失。
九.忆师长
老师来自全省以至全国各地，他们有高深的学问，有丰富的阅历，他们教给我们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爱护我们；每当我们取得成绩，有所进步，就会得到老师的肯定，鼓励及至表扬，如有缺点或过失时，也会得到老师的及时指正，以至批评教育。虽然批评不如表扬让人愉快，但我们慢慢的都会体会到这是老师在尽职责，是真正的爱。我于1959年高中毕业离开母校至今已近50年，在这期间只是偶尔有机会见到个别老师，但我仍能记得绝大多数授课老师的姓名，以至每个老师那慈祥可敬的容貌。
班主任和各课老师
班主任的设制，对我们学生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他代表学校管理一个班，安排这个班的课余活动，每周都有点评，师生都住校，有较多沟通的机会。每学期班主任都会给每个同学写操行评语，成绩进步、缺点不足都有。在国光6年，我有三位班主任，初一是张洪富老师（授地理课），初二三是梁清溪老师（授物理课），高中是朱先兴老师（授古典文学，现代汉语）。
1986年那次返乡，在泉州至永春的大巴上巧遇梁老师，双方都十分高兴，可惜只有一刻钟的交谈时间。这是我离开国光后唯一的一次遇见任课老师。在读《涌泉》时看到朱老师在八十高龄时仍然在惦记着他的学生：陈东超，黄坚持，黄树枝和黄昆元的去向，我十分感动，真想给老人一个问候，一个回音，可已近一年，尚未查到老人的电话或住址。
在各门功课中，我对物理、数学、生物、地理有更浓厚的兴趣，我十分喜欢梁清溪、郭润铨老师的物理课，他们把每个定理法则都讲得很透彻，很吸引人，以至后来我把物理专业作为高考志愿。林玉麟老师的几何三角，叶振雄老师的代数、潘炳贻老师的立体几何为我们打下较好的数学基础。物理专业中有大量数学问题。余山老师的生物课生动有趣，除了课程，他还教给我们许多生活常识，教消化系统时，他说食物进入口腔消化就开始了，淀粉在唾液酶的作用下会分解成葡萄糖，这可为我们解决周末吃饭无咸菜的难题。我们每周从家里带来一瓶咸菜，如是热天，几天后咸菜会“臭风”变味，我们吃米饭时，多嚼两下就有甜味，没有菜也可以吃饱饭。余老师还告诫我们，当对一种食物特别喜欢时，切不可贪食过量，才能保持你的胃口。我们的经济地理课老师身体魁梧（可我已记不起他的尊名了），他一笔就能在黑板上把要讲的国家、地区疆域画出，再加几笔，山川湖泊，矿产、动植物资源都标出来了。听了这些老师的课，只要把课文再复习一下，就能较好掌握课文的内容了。
朱先兴老师的语文课，黄维良老师和盛美文老师的化学，李晋江老师的政治都教得很好。
良师益友黄双喜老师
我在高一时，入选学校团委会，担任宣传委员。黄双喜老师是专职团委书记，很年青，仅比我大几岁。我是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只是开团委会或宣传工作有事时，才和他有联系。我发现他生活很俭朴，衣着很简单，和我们学生差不多；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凡要同学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为帮助解决山区儿童上学难，国光在八都山办分校，他是分校校长。我们高五组的同学参加上山开荒，上一次八都山就感到很辛苦，不知他要上多少回；大炼钢铁他和我们一样上山挑木炭。他对同学十分关心和爱护。他是到过我家的唯一师长，而且到过两次。大约是1958年暑假，一天，双喜老师来我家做家访，我相信他是从洪濑街步行到西林乡下我的家，或许在到我家之前已到过生产大队部。当时我家没有热水瓶，我母亲拿一只碗到邻居宗亲家倒了一碗开水，算是招待客人，双喜老师拉着我母亲的手坐在灶间那条长板凳上询问起我家的状况，谈完就走。母亲很过意不去，说是老师远道而来，连一碗点心都做不起。高考时，厦门大学这志愿是双喜老师推荐的，实践证明厦大最适合于我。双喜老师第二次到我家是1969年11月，那时他到上海治疗眼疾，住在校友国栋处。这段时间正好我太太来上海分娩，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儿子）出生，就住在办公大院的一间平房内，条件较差，门前有个水龙头，向单位借了一个煤球炉烧饭，我每天要照顾太太和孩子，还要上班，正愁着没时间去看老师，而老师看我们来了，我真是又高兴又歉意。那天中午，好不容易用煤球炉烧了一锅菜肉粥，算是没让老师饿着肚子。按家乡习俗，妇女生孩子，要多吃葁母（老葁炒菜烧汤），大概是我不在意说了句老葁不好买。第二天上午，老师特地给送了几块老葁来，他一早就到菜市场门前老婆婆摆的地摊上高价买的。
高中毕业后，我和双喜老师并没有书信来往，但他的许多优秀品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直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当然，学校青年团的工作对象是广大青年学生，肯定他也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例如当时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必须贯彻执行，是不可能挑战的，但在执行中也出现不少问题，广大同学思想活跃，看到问题就会有议论，本是“童言无忌”，但若处理不当也会伤及个别同学。
慈祥而略带几分威严的老校长
老校长郑明端，1950年受命于国光中学大发展时期，我们初二十组，高五组的校友正好赶上大山窝新校区建成，国光中学步入第一个鼎盛时期。
从学生的角度看，当时学校领导执行了几条很好的政策措施，例如把助学金摊薄，让更多家境贫困的同学都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助学金，维持最低生活；学生食堂实行不同伙食标准，公菜分甲、乙等，由食堂供应饭菜，而私菜由食堂供应饭，学生自己带菜。这样，很多家在农村的同学带着咸菜也能上中学；同时在作息制度上也做了安排，每周六下午两节课后，住校的同学可回家，周日返校上晚自习，大家又可带来一瓶新的咸菜。同时允许家在学校附近的同学“通学”。这些政策措施既照顾了同学的困难，也吸引了大批优秀学生来报考，保证了学校有充足的生源。学校还开展创三好活动，课余兴趣小组活动，组织同学参加校园绿化、卫生，班有小菜地，支持农村抢收抢种，这些措施都有效地促进了同学在德智体全面发展。
上初中时，远远看去校长就像一座山，既可敬又威严。到了高中，我参加学校团委会工作，团委会就在校长室隔壁，校长看到大家都会微笑着打招呼，有时也会到团委会看看大家，大家感到校长可敬可亲。在高考前郑校长曾关心指导我高考志愿的选择，发榜时，利用到福州开会的机会，亲自去招生办了解我们高五组同学的录取情况。校长长期一人住宿学校，一心扑在学校工作上，听说校长的家属很长时间一直住在乡下。
我离开母校已近50年，回南安的机会不多，其中3次有幸见到敬爱的老校长。最近一次是2005年春节，我和太太回南安探亲，知道老校长已离休就住在城关，便约同国栋、书春两校友去拜访老校长。我们走进一条深巷，在一片民宅中找到老校长的家，他和儿子住在一起，房间并不宽敞。老人看到他的学生来了，十分高兴，他身板硬朗，精神抖擞。他虽是厅级离休干部，为国家为社会做过重要贡献，仍然保持着平民百姓的本色，衷心祝愿老校长健康长寿。
国专校董会先辈
在校时曾听到过伍远资、李五香前辈的大名，只听说他们是校董会人员，但其人其事并不了解。这次有机会读到陈村牧前辈和李远荣校友的纪念文章，校董会先辈的开拓和无私奉献精神可钦可佩。校主李光前先生的兴学思想和建校规划得以实现，校董会的先辈们功不可没，受到恩惠的国光学子，将永远怀念和感激他们。
2007年12月
附注：作者黄树枝(研究员)，从事水声专业工作，现已退休，居住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