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望洋兴探》(遗作)| 第五十四章 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五十四章
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

　　黑格尔以欧洲为中心，根据世界地理和人类思想本质的差别，将世界文明分成三种类型：

　　一为干燥的高地、草原和平原，以非洲大陆及游牧民族为代表，他们以放牧为业四处迁徙，除了显示出好客和劫掠两个极端性格之外，无法形成法律和国家，因其野蛮本性而被黑格尔隔离于文明之外；

　　二为大江大河灌溉的平原流域，以亚洲大陆和农耕民族为代表，他们依靠农业获得四季有序的收获，因土地所有权及各种法律关系而产生国家，并从中孕育了保守的、苟安的、封闭的、忍耐的大陆文明；

　　三为与海相连的海岸地区，以欧洲大陆和海洋民族为代表，他们摆脱陆地的束缚走向海洋，进行征服、掠夺和争逐利润的商业活动，从而养成了冒险的、扩张的、开放的、竞争的性格和相应的海洋文明。

　　到了今日，还有不少人仍然认为中华文化就是农耕文化，按黑格尔的以大陆文化（黄色文明）和海洋文化（蓝色文明）来区分东方和西方文化，并依此来审视和定义中华文明。

　　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地域广袤、陆海兼备的国度。中华文明曾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三种文明的融合，必须从大陆与海洋两个向度来把握中华文化的生成，才符合历史的真实。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历史，至少不比欧洲晚，而大规模利用海洋、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海洋文化则比欧洲要早得多。

　　为了说明海洋对人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发展的意义，许多学者倾向于从海洋与人类的关系，在本体论的意义上重新定义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是人类在特定的时空范畴内，源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包括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以及行为、习惯、语言、思维方式和心理定势。海洋文化的主体是涉海的人类，客体是海洋以及海洋上的一切事物。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空对海洋的不同应用，构成了不同的海洋文化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的海洋经济链条，构成了不同的海洋文化。可以说人类有共同的海洋知识，但人类创造的海洋文化则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人类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了利用海洋水生物维生的历史实践，产生了各种捕捞的工具，包括独木舟、木筏，开始原始的航海，并积累了人类对海洋最早的认识，包括海流、潮汐、风信等等。其后，又有了海水晒盐制盐的经济活动。柴米油盐，成为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质。海盐的生产和利用延续到农业社会，直至今天，盐业专卖从农业社会早期就成为国家财政重要的收入。见图54-1

图54-1 晒盐制盐

　　我们今天对原始的海洋文化还是缺乏深入的了解和感恩。我们每天吃着海盐、海味，但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是原始的海洋文化留给我们的恩泽。第一个吃海蛎、螃蟹、龙虾的，恐怕只有饥饿的原始人才有这样的勇气，并口口相传地泽被后代子孙。见图54-2

图54-2 渔民

　　总之，人类原始的海洋文化通过言传身教，延伸到了农业社会，甚至现代的工业社会，成为人类第一种海洋文化。它是在原始利用海洋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的海洋文化，既是世界上沿海地区最古老、最普遍的海洋文化，也是人类接触海洋的基本方式，并贯穿了人类数千年的历史。

　　人们从远古时代起就开始与海洋打交道，创造了与海洋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就是海洋文化，它是人类与海洋有关的创造，包括器物制度和精神创造。具体说来，海船，航海，有关海洋的神话、风俗和海洋科学等都是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

　　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如海洋民俗、海洋考古、海洋信仰、与海洋有关的人文景观等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

　　人类的生命来自海洋，人类的文化起源于海洋。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1%，总面积约3.6亿平方公里，是地球上最大的“宝库”。海洋的浩瀚壮观、变幻多端、自由傲放、奥秘无穷，都使得人类视海洋为力量与智慧的象征与载体。

　　海洋文化包罗万象，人类缘于海洋，因由海洋而生成和创造的文化都属于海洋文化；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如人们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海洋文化中崇尚力量的品格，崇尚自由的天性，其强烈的个体自觉意识，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开创意识，都比内陆文化更富有开放性、外向性、兼容性、冒险性、神秘性、开拓性、原创性和进取精神。

　　中华民族是人类海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民族祖祖辈辈所居住的大地，东、南两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按分形几何的定义还要乘以1.26（中国海岸线的分维约为1.26），比赤道周长的一半还多一点，这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中国悠久的海洋文化。

　　考古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地区和海岛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土广袤的大陆国家，黄河、长江作为母亲河哺育了中华民族并使中国以其古老的文明著称于世；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和辽阔海洋的海洋国家。中华民族同地中海国家一样，都是人类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历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不仅早在7000年之前就创造了辉煌的航海历史，而且远在7000年频繁而漫长的航海中，把最早的人类文明、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带到了美洲和世界各地。

　　这是由世界各地先后出土和发掘的大量的历代文物及世界各国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历代古文献资料的研究，包括多次有关中国海洋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果所达成的共识。

　　在我国浙江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五支木桨。其中一支残长为62.4厘米，残宽为10.8厘米；另一支残长为92厘米，残宽9厘米。经碳14测定，五支木桨距今为7000年左右，即公元前5000年左右，属母系氏族社会遗物。同层出土的还有近百种动植物和带有榫卯和企口板结构的房屋建筑所用的木料遗存，还有炭化稻粒等。这证明，渔猎和采集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辅助作用。

　　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姚江从遗址的西部和南部流过，南为四明山，与河姆渡隔江相望。遗址海拔仅3-4米，在古代可能是一片汪洋或低洼的沼泽地。值的特别注意的是，在出土木桨的桨柄与桨叶结合处，阴刻有弦纹和斜线纹图饰。由此证明，如此雕工精细的木桨，决不是最原始的，当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和演化过程。那么原始木桨的出现，应当更早一些，可能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

　　无独有偶，同样是在浙江杭州，在萧山跨湖桥新石器遗址，又出土挖掘出了一只独木舟。经碳14测定，这只木舟的距今为7500-8000年，即公元前5500-6000年，应当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这是我国迄今发掘到的一只最早的独木舟。

　　那么，人们不仅要问：舟船的起源到底在何时？谁是舟船的发明者？

　　这在古代浩繁的典籍中，说法却不一——《山海经海内经》中说，番（凡）禺始作舟。《墨子》说，是巧垂。《吕氏春秋》却说是舜的臣子虞姁（于许）。《发蒙记》中又说是舜的另一个臣子伯益。《世本》中又说，是黄帝的两个臣子共鼓、货狄。《易经·系辞下》说：“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说黄帝“刽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

　　另外，我国远古文献中对舟船的记载也很多。《世本》中，有巴人乘土船浮夷水（今清江）之说；《尔雅·释水》：“庶人乘泭”、“并木以渡”；《国语·齐语》中说“方舟设泭”；《越绝书》中说“方船设泭，乘桴洛河”；《论语·公冶长》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都是古代对舟筏的记载。

　　我国和世界各地出土的有关与中国古代舟船文化有关的文物、历史遗存越来越多。除了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7000年前的雕花木桨和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8000年前的独木舟，在江苏武进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特大独木舟，至今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还有泉州出土的“香舶”、广州“南海一号”古沉船等，都分别诉说着古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和发展水平。

　　那么，舟船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是不是一件独立的事情？当然不是。她既是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又直接推动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几乎影响了人类所有科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长岛县广鹿岛吴家村，出土了“杯底舟形器”；丹东东沟县马家店后洼滨海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距今6000年前的仿舟陶器，同时还有伴出的骨鱼钩、骨鱼叉和重达两公斤的石网坠，以及距今5000年前的鲸鱼颈椎骨等。1976年，在辽东半岛大连沿海的郭家村新石器遗址中，也出土了仿舟陶器；1973年，湖北宜都红花套还出土了距今5600多年的陶船。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一只距今为4700年前的青枫木木桨；在陕西宝鸡北首岭，发倔出了一件船型彩陶壶，上面绘制有展开的精密网纹。这当然是古人用船拉网捕鱼的又一物证。迄今为止，光是在武昌、汉阳等地就发现了数千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其出土的文物大多与舟船、水和海洋有关。

　　位于南部渤海水域的山东长岛县，更是海洋文化的摇蓝。这里发掘出土了从旧石器到铁器时代的一系列重要文化遗存。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有33处。在黑山北庄遗址中，发掘出两座四五十人的合葬墓，一座以海螺铺身，显然为海洋葬俗。里面出土的彩陶以红花黑彩的波浪形纹为主，当与水居有关。更有大量的贝壳和鱼骨。所有出土的文物，无不反映出我国母系氏族社会渔猎生活重要的社会特征。

　　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古人还留下了众多描写海洋的诗词作品，如“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等等，足见海洋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文化的渊源和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我国海洋历史文化、海洋军事文化、海洋旅游文化或海洋民俗文化中都能挖掘出无数亮点。较具有代表性的，如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历史性地开辟了亚非海上航路，传播了中华物产和中华文明。更重要的是，在与不同国家进行文化、经济交流的同时，没有占领别国一寸土地，没有建立一个要塞，没有掠夺一份财富。郑和下西洋代表了中华民族发展和平共处、睦邻友好关系的精神实质，是相互尊重、和平友好的伟大实践，不仅完美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优良传统，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杰出典范和成果。这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保守”的海洋文化。

　　最新考古发现表明，我国沿海地区居民早在史前时期就开始经略海洋，开发渔业资源。传统上认为，夏（存疑）商周王朝核心区域位于中原和西部、北部内陆地区，不太重视经略海洋，这是不确切的。早在商代，或者说自商代开始，各王朝就开始从国家层面上重视海洋、经略海洋，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最新考古资料表明，商王朝东部边疆直到今天的黄海、渤海西岸，曾大规模开发滨海的盐业资源和贝类资源，还通过贸易等手段从其他更远的海洋内获取贝类资源。

　　文献上提及商王朝疆域已到达东部沿海。如《诗经•商颂•玄鸟》说是商王武丁“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疆域以四海为界，其东界应至东方沿海；《淮南子•泰族训》就明确说“殷之地，左东海”，殷商东部领土已经到达东海，即今渤海或黄海海岸。古本《竹书纪年》“仲丁即位，征于蓝夷”，“河亶甲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自商代中期，商王仲丁、河亶甲就多次攻打位于鲁南地区的蓝夷，向东部沿海地区不断扩张；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了商王南庚都迁于奄（今山东曲阜一带）、阳甲居奄，到了盘庚才自奄迁于殷（今安阳）之事，换言之，商王朝都城一度迁到距海岸不远的鲁中南一带。

　　考古发现和研究显示，商代初期，商王朝势力还未向东方扩张，商代中期，商文化东侵，逐步取代了岳石文化。目前，考古人员在河北东部沧州，鲁北滨州、博兴、临淄、青州、潍坊，鲁东南沂水、莒南、日照，江苏连云港、盐城等发现了商文化村落遗址和墓地。这些遗址和墓地出土了中商文化的典型陶器、铜器、卜骨、卜甲、石器等，墓葬埋葬习俗如腰坑、殉狗、殉人及随葬品种类与组合也同商文化完全一致。如此看来，商代中期，商王朝疆域东北部已到达渤海西岸、南岸内陆腹地，东部至潍河、白浪河、沭河一线，向东南至连云港海岸以及淮河下游南侧的盐城一带。濒海的连云港大村遗址还出土了中商文化的规格较高、器形高大的4件铜鼎、3件铜甗，这里应是商王朝距海岸线最近的一处高等级聚落。可以说明，苏北连云港、盐城一带的黄海之滨是商代中期商王朝能直接接触到海洋、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地方。

　　广袤的渤海西岸、南岸滨海平原上未见到中商文化时期遗存，说明此时商王朝还不能从渤海沿岸直接接触到海洋，但在商代晚期则发生了大变化。商代晚期即殷墟时期，商文化和势力在西、北、南与东南部大范围退缩，唯在东方地区发展最为稳定，并保持着强盛发展劲头。东方地区晚商文化聚落遗址数量较前一阶段成倍、成十倍以上增加，出现了数量较多的、贵族居住的高等级聚落，文化内容上与殷墟文化关系密切，这里成为商王朝晚期重点拓展和经略的区域。更重要的是，在长达300余公里的渤海西岸、南岸地区（即莱州湾南岸）滩涂地上，出现了规模巨大的数百处制盐作坊和村落。这一带也就成为商王朝直接控制的能通往海洋和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地方。

　　为何商代晚期有那么多的聚落密集分布在渤海西岸、南岸滩涂地上呢？因为这里制盐原料非常丰富，不仅有取之不尽的海水、澙湖之水、盐碱土，还有浓度是海水的3-6倍、储藏量巨大的、易开采的浅层地下卤水。这里燃料资源丰富多样，地质地势、土壤构造、气候条件等也非常有利于大规模盐业生产，历来为我国重要的海盐生产基地。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山东省文物考古部门在山东省昌邑、寒亭、寿光、广饶、东营、利津、沾化、无棣、庆云以及河北省的海兴、盐山、黄骅等县市横跨300余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央子、巨淀湖、双王城、杨家、东北坞、东赵、南河崖、坡家庄、刘集、刘庄、南望参、洋江、杨家、车镇、杨埕等近20处殷墟时期制盐作坊群。经考古系统调查、勘探和大规模发掘发现，每一制盐作坊群的分布范围从上百平方公里、数十平方公里至数平方公里不等，每处包含了数十座制盐作坊，总数超过五百个制盐作坊；每个制盐作坊单元由地下卤水坑井、数百平方米的沉淀池与蒸发池、储卤坑、以及巨型盐灶和盐棚等构成，面积在4000-6000平方米，非常有规律，应存在着统一规制；每座单体盐灶面积就达30-40平方米。据测算，每座盐灶置放的煮盐工具陶盔形器数量在150-200个，每盔形器盛盐5-7斤，每灶一次举火煮盐就获食盐上千斤，整个渤海西岸和南岸年产量应达数十万斤以上。据制卤和煮盐过程以及运送盐制品与盔形器所需人数计算，每个制盐作坊有盐工10人左右，而整个商王朝控制的沿海地区，从事盐业生产的人数应在5000人以上，规模是非常巨大的。

　　围绕着制盐作坊群靠近内陆的区域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盐工定居聚落群。相邻内陆腹地的沧州、鲁西北、鲁北等地区的晚商文化聚落比中商时期骤然增至400余处以上，人口数量明显增多，经济与文化空前繁荣。来自殷都及周边地区的王室成员、官员等居住在沿海及相邻内陆高等级聚落和重要交通枢纽地区，他们控制、管理着盐业生产、食盐调配和外运。食盐通过济水、黄河及其支流源源不断地运往殷都安阳和中原腹地。

　　考古资料表明，夏王朝（存疑）和商王朝早中期开发利用的是晋南的池盐，商王朝晚期开始转向东部沿海，大规模开发、利用渤海西岸和南岸的海盐资源。

　　渤海和黄海浅海、滩涂地上生长着各种贝类和螺类、鱼类。据勘察，渤海西岸和南岸地区滩涂地上，至少有三条形成于距今6000-4000年的贝壳堤裸露在地表上，其上堆积着成千上万吨海贝螺类。海贝螺类因质地坚硬、不易损坏和腐烂，光泽鲜亮、表面瓷滑，纹理多样，外形奇特，形体轻小，易于携带，深受商周时期人们的喜爱。加之，这些贝螺类来源于遥远的海洋，不易获得，比较珍奇、稀罕。因此，包含贝类、螺类、蛤类、扇类、蚬类等海贝螺在商周时期被视为贵重物品，作为财富的象征，用作人以及车马上的重要装饰品，用来表达不同社会等级和身份，并广泛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宝螺即货贝还作为流通、支付、储蓄并体现一定价值的货币，商代甲骨文和金文就屡屡提及取贝多少个、多少朋，赐与某人某地生产的贝，赏赐某人贝多少朋，最多达到上百朋。

　　夏王朝（存疑）和商王朝早期，中原地区出土海贝类数量较少，种类也少。但是，随着商王朝中期疆域向东部海滨扩张，在商王朝控制版图内尤其在安阳殷墟等地已出土了十万件以上的海贝海螺类，殷墟妇好墓随葬出土货贝近7000枚，青州苏埠屯一号墓葬随葬了近4000枚海贝。学者对殷墟早年出土的海贝、螺蛤、海扇类进行了鉴定，共有10科21种，约20种贝螺类见于今渤海、黄海、南海。那些栖息在泥沙底海岸和海滩的青蛤、文蛤、中华文蛤、毛蚶、海扇、杜氏笋螺、近平点笋螺等，均见于渤海西岸、南岸浅海、滩涂地以及贝壳堤上，也见于滨海的商文化聚落内。

　　此外，安阳殷墟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鲸鱼（骨）和鲻鱼（骨），也应来自冀东和鲁北沿海。也就是说，商王朝不仅在渤海西岸、南岸开发盐业资源，也捕捞、采集海贝螺和鱼类资源。而数量最多的、用作货币的黄宝螺和金环宝螺主要来自亚热带、热带的东海和南海的珊瑚礁与岩石类海岸。由于那里还不是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领土，所需货币（贝）应是通过长途贸易交换等方式获得的。

　　因此，就考古材料而言，商王朝在中晚期就把疆域扩张到滨海，并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发展生计经济和商品贸易活动。换句话说，海洋产品和海洋经济在维持商王朝政治、经济与社会运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中华古代文明，就是由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融合而成的。陆上的火与石斧创造出了舟船，舟船的水上活动又推动了大陆文化的发展。独木舟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体现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及整个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而且为人类海洋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人类的特性，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探求与渴望。

　　人类对水的依赖是如此的强烈。只要有水流经过，人类就会逐水漂航。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及古代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文明，莫不缘此而生。同样，在海洋上，只要有海岛（在人们的视野）出现，人们就会乘舟船逐岛而去，从而建立起陆海之间的文化交往。古代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被一步步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21世纪为海洋世纪。海洋是生命诞生的摇篮，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陆地可供开发资源的减少，世界各海洋大国之间在海洋经济、科技、资源、海权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然而，种种激烈竞争的背后，实质上是海洋文化的竞争。不同的海洋思维、海洋意识、海洋观念等文化因素，决定着竞争的格局和态势，决定着竞争的成败。

　　海洋文化是海洋资源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沿海先民已经能够制造和利用舟楫开始了海上航行，并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他们所及之处。自此之后，沿海居民更是在这块辽阔的海域上挥洒着自己的智慧与汗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文化奇迹。从河姆渡人最原始状态的海洋捕捞与长距离的航海活动，到声名远扬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时庞大的船队，西洋大航海时代，再到英法海底隧道、港珠澳大桥的建成，各种航空母舰、核潜水艇的建造等等都充分展示了沿海民众认识、开发、利用海洋的智慧与能力。随着岁月的流逝、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其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突出表现为俊逸秀美的海洋民俗文化、源远流长的海洋宗教信仰文化、山明水秀的海洋景观文化、精美独特的海洋盐业文化、中外交融的海洋商贸文化，还有富含海洋特色的渔业文化、港口文化、科教文化、体育文化、文物古迹、名人文化、文学艺术等。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兼容并蓄的亲和力，博采众长、厚积薄发的创新力，植根民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著名文化学家罗迈德·威廉姆斯说过：“文化研究最精彩的片段，将不再是回溯古老洞穴的火把，而是照亮未来选择的光柱。”对于海洋文化繁盛的沿海区域来说，研究璀璨的海洋文化，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过去，而应该面向未来，让海洋文化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

　　所谓“海洋文化”，是指依赖于海洋进行商品生产所形成的文化观念和形态。海洋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自给自足，或是在小范围内的原始交换，而是有目的地进行大批量生产，用于海上贸易，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海洋文化的特点，如商品意识、开放意识以及由航海、造船等因素引起的对天文、气象、数学的重视直到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对金钱货币的重视等等。

　　文化有各种划分，最重要的一种划分法是按照生成的地域划分：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大陆文化是指以大陆为背景的文化，海洋文化是指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大陆文化是农业文化，海洋文化则是商业文化，两者代表人类文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海洋文化无疑更具有人类生命的本然性和壮美性：其硬汉子强人精神、崇尚力量的品格、崇尚自由的天性、强烈的竞争冒险意识和开创意识、激情与浪漫、壮美心态等，都与大陆文化的讲求以柔克刚、中庸之道、温良恭俭让、好汉不吃眼前亏、三思而后行、靠天吃饭、守成本分、禁欲节度、知足常乐等等，迥然有别。

　　形象地说，大陆文化保守，海洋文化开放；大陆文化信奉故土难离，海洋文化崇尚流动；大陆文化劝人忍耐，海洋文化同情反抗；大陆文化崇尚勤劳，海洋文化崇尚机遇；大陆文化相信“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海洋文化信奉“爱拼才会赢”。总之，大陆文化一切要循规蹈矩，海洋文化处处想不守规矩。由此，人们认识到海洋文化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文化。

　　海洋文化，顾名思义，一是海洋，二是文化，三是海洋与文化结合。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

　　海洋文化的内涵具体可分为四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一切与海有关的物质存在与物质生产；二是精神层面，一切与海有关的意识形态；三是社会层面，一切因时因地制宜的社会典章制度、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与风俗习惯；四是行为层面，一切受海洋大环境制约与影响的生产活动与行为方式。

　　从海洋文化的内质结构而言，它具有涉海性。人们常说海洋文化是“蓝色文化”，“蓝色”的“色彩”属性就是海洋文化的属性。人类缘于海洋而创造的文化，涉海性是它的首要的也是本质的特征。从海洋文化的价值取向而言，它具有商业性和慕利性。从海洋文化的历史形态而言，它具有开放性和拓展性。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证明，哪个时候、哪个地方面向海洋了，开放了；哪个时候、哪个地方的经济、文化就繁荣了，发展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四大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都是面向海洋开放的，实践证明这四大特区很快就比其他地区繁荣了，发展了。

　　海洋文化与海洋密不可分，但并非凡是沿海地区的人群都具有海洋文化精神，沿海只是具有海洋文化精神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它还与特定的历史传统、特定的生计方式及产业结构相联系。即使同属海洋文化区域，其海洋文化精神也有强弱之分。

　　海洋文化与所在区域的海洋环境、资源特点及经济发展水平密切有关，具有时代的特征、区域的特征，以及当代全球一体化发展的特征。

　　海洋是全球联通的，海洋文化的发展具有开放、传播以至全球交流的特点。世界海洋文化的发展，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原始社会、石器时代是海洋文化的始萌期，最初的人类从海岸地带捕捉鱼、虾、贝、蟹，以鱼骨为箭弩猎取禽兽为食，进而饲养与种植稻粟等。考古学家在太平洋两岸发现砖石质网坠、岩浆岩质石臼等，在我国周口店、辽宁、河北、浙江河姆渡以及海南岛、北部湾等处的古海岸阶地上均发现有绳纹瓦器皿的残片及早期以渔、猎、耕、稼活动为特点的古文化遗迹。

　　发现新大陆、航海事业发展、对非洲掠夺及贩奴热、殖民地占领与土地分割、贸易与军事争夺、奴隶经大洋贩至欧美、“鲁滨逊漂流记”、“基督山恩仇记”等等，反映了当时海洋文化即扩张、殖民、掠夺文化的特点。公元15世纪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的崛起，是海上争霸发家的。

　　扩张、殖民、掠夺只是海洋文化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的阶段性文化，并不是海洋文化的全部。这就像商业传销一样，不管是什么商品，即使是顺顺利利地传销下去，也总有“玩完”的时候。

　　公元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了拓展海外市场、发展英国海洋经济的历程，经过约一个世纪，英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借助海洋，其势力、文化与宗教传播至世界各地。19世纪后，美国实现工业化，形成沿海与五大湖区工业化城市带：大西洋海岸的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华盛顿；太平洋沿岸的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与圣地亚哥。海外贸易带动海洋经济与区域发展，美国文化、美国生活方式，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亚洲、欧洲获得广泛的传播。

　　20世纪50年代后，亚洲经济发展，日本发展海岸工业、海外贸易和海运事业，促进经济腾飞，形成东京-大阪-神户和名古屋的深水港群与大城市群。60年代-70年代后，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与台湾）兴起，是借助于海港与海外商贸，发展海洋经济的。

　　21世纪，海洋经济高度发展，2000年世界海洋总产值超过15000亿美元。当代全球化战略，与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的争夺，海疆与海峡通道的纷争等有关。北海油气资源开发，促进了荷兰、丹麦等北欧诸国的经济又一轮繁荣。俄、加、美对极地与北冰洋的争夺，核心是对导弹、潜艇活动基地的争夺，反映出全球化的海洋资源、环境、疆域纷争，构成当代海洋文化的新特点。这种争夺、“纷争”也不是长久的，其最终都得以“和平”结束，即公平、合理、互惠互利地拥有这些资源——这才是现代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发展的“最高阶段”。

　　即使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中，区域海洋的文化烙印仍然显著。这缘于广阔的海洋长期是人类迁徙与交通的障碍。太平洋两岸人类迁徙始于第四纪大冰期、白令海峡成为陆桥时，从亚洲大陆生存的古人向美洲迁移。美洲东岸土著人，具有黑发、黄肤、高颧骨、狭长眼，与蒙古人种类似，该处一些农舍、摇篮、大蒜挂等生活习俗与亚洲民俗相近似。太平洋东岸具有亚裔、印第安裔与欧裔人种之复式结构与多元文化的结合，是该区域的特点。大洋的阻隔和漫长的历史，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海洋文化特征：

　　1、大西洋文化：渔猎、航海、15世纪-16世纪地理大发现、宗教传播，移民与港口城镇建设，海洋贸易，现代科技与油气开发等，组成大西洋海洋文化的特色内容。

　　2、地中海文化：航海发现、扩张、掠夺与海外开拓，多语种与殖民地文化、宗教、文艺复兴，多民族结构、农耕、田园与酿酒文化构成其独特之处，这种文化里面的“扩张、掠夺、殖民”等内容慢慢已经成为过去。

　　3、太平洋文化：早期是西部的亚太文化——秦、汉、唐、明之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向日、韩、东南亚诸国传播；东南亚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交汇，具有周边移民所带来之多元文化（语言、文学、习俗），佛教、回教与印度教交汇之特色。20世纪后期兴起的亚洲四小龙海洋经济文化，以及21世纪中国制造业与海外贸易影响加大所兴起的，以京、沪、穗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效应。

　　太平洋东部是亚欧移民与美洲土著文化之结合。海洋文化以渔业，牧业，肉、毛、皮加工、制造与贸易，自然灾害与宗教祈福等结合，成为具有特色的南美太平洋文化。

　　海岛文化是太平洋海洋文化的重要特色，从北向南众多的海岛跨越不同的气候带，经受不同陆地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在人种、语言、文化、宗教与艺术活动等方面各有特色，诸如大和族文化、朝鲜族文化、汉族闽粤文化，夏威夷太平洋群岛与澳洲、新西兰等海岛移民文化等。海岛文化具有倚海繁衍、安居、自力更生的蓝色海洋文化之特色。

　　中国海洋文化更具有亚洲-太平洋边缘海洋文化的特点。

　　先民沿海聚居，开发早，但发展缓慢，主要为陆地一统文化。先秦统一中国，派遣3000童男、童女赴东瀛海上，寻找长生药，促成了海上移民与汉文化东传。盛唐与明朝，丝绸、瓷器、香料、药材贸易与移民，经海路至东南亚及东非，伴随贸易传播了语言、文字、汉医、宗教、艺术以及耕作、工艺技术，活动限于第一岛弧以西的渤、黄、东、南海域。

　　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海上与美、欧交往增加。福建、浙江的移民对欧美各国的商贸、餐饮与文化传播，世纪性延续已成为海商贸易的劲旅。当代中国海洋贸易，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制造、轻工业、小商品以及餐饮等为多，船舶吨位居世界前列，贸易范围遍及欧、美、非、拉。

　　草原的游牧文明，就是以放牧些牛羊为生，逐水草而居，没有疆域的概念，以肉食为主，从小在马背上生活，在恶劣环境中长大，天性强悍。以农耕为主就是农耕文明，农耕是定居的，有强烈的土地情结，安土重迁，讲究节气，定时播种，定时收割，一年到尾都很忙，对农作物很了解，以谷物为主食。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都属于大河文明。海洋文明，就是以打渔和海贸为主，因为经常航海的缘故，容易培养出冒险精神，建立海权意识。

　　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所以，一种文明之所以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不可。从这样一种思路出发，首先要确定人类历史上的海洋文明，分析这种文明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寻找后来海洋文明的发展，最后总结出海洋文明的根本特点和优势，以使我们对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认识有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起点。

　　东方和西方的文明一开始都是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并存，后来东方的大河文明获得极大的发展，海洋文明受到抑制；西方希腊文明和爱琴海文明则由于种种原因快速发展，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之后诞生的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想，罗马又孕育了基督教，基督教使西方世界凝聚在一起。海洋文明有其开放性；向外拓展和商业贸易；以法制为基础的城邦政治；文化的多样性等等。

　　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领先于人类全面发展的社会文化。广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包括器物、制度和精神文化。具体的讲，海船、航海、有关海洋的神话、风俗和海洋科学等都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有着很大的区别。海洋文明的二个基本特征是：一是必须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必须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而不是其他文化。也就是说海洋文明是指在人类历上诸多方面领先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

　　但是，靠近海洋，不等于就有海洋文明。即使有较发达的海洋文化，也不一定是海洋文明。古埃及靠近海洋，但其文明主要得益于尼罗河文明。古巴比伦也靠近海洋，但其主要得益于两河文明。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创造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但也算不上海洋文明，而是地道的黄河文明，即大河文明，海洋文明非主流。

　　在世界历史上，真正能算得上是海洋文明的代表性国家就是古希腊，够得上大河文明的代表性国家就是古代中国。其他国家都不具备条件，或者说都是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并列，没有一种文明有突出的表现——局部可能有，例如中国闽南的海洋文明表现就比较突出。后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从严格意义上讲都不能作为海洋文明的代表性国家。他们充其量是海洋大国，虽然也产生了辉煌的海洋文化，但不具备代表性的海洋文明的国家。海洋文明的刚性条件：一是社会必须是开放性的；二是必须是文明古国；三是各种文明可以相互转换；四是扩张是温和的人性化的，不是殖民主义扩张和霸占；五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方面有系统的成果以及与海洋有关的神话、海洋远航的手段等。本来中国可以具备海洋文明国家的条件，但海洋文明不连续，没有整体性。所以古希腊最具代表性。

　　前面讨论过，古希腊由于拥有大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盛，也是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并列存在，且一开始是农业文明占主导，曾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但后来疆域慢慢变小，又受到外来力量的限制和诱导，逐渐形成以海洋文明为主导了。它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多山环海，地势崎岖不平，仅有若干个小块平原，但又多为关山所阻隔。土地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而适合种植葡萄和橄榄。海岸曲折、岛屿密布。海产资源比较丰富。

　　古希腊的气候纯属地中海气候，温和宜人。特殊的地理条件，对古希腊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山所阻隔的小块平原，造就了典型的“小国寡民的城邦”，也决定了古希腊人只有通过商业贸易才能维持其生存和发展，而这种贸易只能是海外贸易，这又决定了古希腊人工商航海业居主导地位的民族特性。

　　古希腊商业航海贸易遵循“以平等交换”为原则的商业行为。加之，商业贸易的发展要求自由的环境，进而又促使古希腊人“平等观念”的形成和民主政治的建立。古希腊“小国寡民的城邦”意识，一旦人口的增加而无法负荷时，古希腊人就自然而然的到海外去拓展，开展频繁的航海贸易活动。航海使古希腊人练就了勇于开拓，善于求索的民族性格。造就了开拓、求索的民族精神，同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海洋文化，并使希腊成为西方文明的旗帜和摇篮。这一切都与古希腊的自然地理、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希腊海洋文明，实际上是一种综合了古代东西方文明诸因素之后而发展起来的新型海洋文明，它对以后地中海地区及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神话传说及航海技术和手段等方面。古希腊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曾经在科技、数学、医学、哲学、文学、戏剧、雕塑、绘画、建筑等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成为后代欧洲文明发展的源头。

　　中国地域广大，历史悠久，人口十几亿，文化的发展各有千秋，因地而异，文明“程度”并不同步，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从商代之前开始的大河文明（包括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并存，到周朝的大河文明以强势压制了海洋文明的发展，再后来由于政治中心长期偏北——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农耕文化、大河文明始终占主导地位，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逐渐萎缩，虽然这期间也时不时有所反复、变化，但海洋文明只是“苟延残喘”，任其摧残。唯有偏居东南一隅的闽南地区，“天高皇帝远”，却时时喷发出海洋文明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