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望洋兴探》(遗作)| 第五十三章 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与大河文明【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五十三章 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与大河文明

　　一提到东方文明，人们想到的就是大陆文明、农耕文明、小农经济、内敛、低调、含蓄；而一提到西方文明，人们想到的是古希腊文明，会和海洋文明、海外商业经济、张扬个性、高调画上等号。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产生何种文明，要看该国家或地区的地理条件，即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说到这里，恐怕立即会有人站出来说：“中国东部广大地区都是温带或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适宜，雨热同期，平原广阔，适于农耕；而希腊乃是一岛国，故适于航海。”这句话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事实上又如何呢？

　　研究历史不能用当代的思维，因为很多要考察的条件都是随时代变化的，其中包括地理和气候条件，在历史书里面经常讲到气候的变化影响了历史。古中国和古希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如何呢？我们可以通过古籍文献和地质研究史资料来进行考证。

　　首先，根据《周易》记载：“火性炎而燥，故司夏；水性湿而寒，故司冬。”而周易中的五行属性及对应干支学说早在商代就有了，这也是商王年号中那么多甲乙丙丁的原因。由此可知，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原气候的特点是：冬季低温寒冷而多雨雪，夏季高温炎热而干燥少雨，即雨热不同期。这种气候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中国的地势又恰好是西北高东南低，而东面和南面临海，且河流入海口处多平原三角洲地形，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人出海所受到的自然阻力并不大。

　　至于古希腊（见图53-1），根据英国地质考古学家埃文斯的考察，得知古希腊境内的火山活动在公元前15世纪之前异常活跃，大规模喷发基本上是家常便饭，而希腊境内的火山恰恰在其境内的沿海附近形成了一条岛弧链，这样的地理条件足以表明，当时的古希腊人若是敢斗胆出海，基本上是必死无疑。希腊虽然是一个岛国，但它毕竟是一个大岛，在古希腊境内的东北部，有着面积相当于两个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大平原，土壤肥力较高，适于耕种。

图53-1 古希腊

　　所以，从当时中国和古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看，显然是中国易于形成海洋文明而古希腊易于形成大陆文明、农耕文明。古典文献也记载说东方人以鱼和米为主食，且鱼在米先，我们现在形容一个地方富饶也常常称之为“鱼米之乡”，这恰恰符合海洋文明民族的饮食结构；而西方人以小麦制成的面包为主食，这岂不是正好反映了他们的文明是农耕文明、他们的主要国民经济部门是小麦种植业吗？

　　其次，从古典文献和考古发现的物证来看，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点。例如：美国加州附近出土了3000多年前古船所用的石锚，根据玛雅人的神话传说他们是从遥远的西方横跨太平洋到达美洲的，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也是蒙古利亚人种，这表明商朝人到过美洲和大洋洲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玛雅人的生肖也是12种，且和中国传统12生肖中的六种完全一样；玛雅人占卜的偶数为吉、奇数为凶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结婚选双日子也和中国一样；中国沿海附近考古发现了3000多年前的花生，而美洲是花生的原产地。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部落因为商品经济发达而被称为“商”，人们把那个部落的人称为“商人”，把他们交易的物品称为“商品”，固定交易场所称为“商铺”，这也恰是商朝之所以叫商朝的原因。英语中的shopping意为“购物”，shop意为“商店”，很可能是源于我国商朝古汉语词汇中的“商品”和“商铺”这两个词汇。根据希腊的古典时期的商业繁荣状况可知，这两个词语传入古希腊的时期应当是希腊前古典Ⅱ期晚期，此时的中国恰好是商朝晚期。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十二生肖中没有猫的原因是因为排12生肖时中国还没有猫，而在西周的文献典籍已经有养猫的记载，说明猫作为外来物种传入中国的时间应当不晚于西周，亚洲家猫的祖先正是欧洲野猫。这可以说明商朝人和古希腊人有过直接来往，商朝的商品经济向西传到了古希腊，猫这种动物也从希腊向东带到了商朝。况且，我国商朝时期有28星宿之说，类似于西方的12星座，而西方的12星座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很多文明又源自于希腊的古典文化，这似乎也可以证明12星座起源于商朝的28星宿。

　　商朝的文献《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了“白民之国”，说那里人的肤色和我们不同，是白色的，欧罗巴人种的肤色恰为白色，这说明该处提到的“白民之国”应当指希腊；相对应的，希腊的前古典文明时期的文献中也提到过：“遥远的东方人在摆脱了赫梯人的束缚之后，开始向世界各地进行疯狂的海洋扩张，到达我们这里，改变了我们原有的迈锡尼王朝的大陆文明。”

　　当时的赫梯人主要生活在今天的中亚地区，其势力的最东端已到达我国的新疆境内，商朝被称为西戎，在新疆以东，有能力进行如此大规模海洋扩张的国家只有商朝。这表明商朝是海洋文明，而古希腊原本是大陆文明，后被商朝同化为海洋文明——海洋国家的商品经济要发达于大陆文明国家，商品经济从商朝传入古希腊表明商朝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古希腊，则商朝是海洋文明，而古希腊在被同化之前是大陆文明。这期间东西方频繁的联系可以说明现代希腊人的头发为何呈黑色以及中国人基因中有一小部分西方人基因的原因。

　　可能有人会反问：“既然商朝同化了古希腊，那希腊人为什么不会用筷子吃饭？”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筷子是我国商朝末代君主帝辛的发明，而且筷子是随着姜子牙叛逃传入周朝的，在这不久之后商朝便灭亡了，从此中国和古希腊一度断绝了联系，所以筷子没有传入古希腊。在筷子发明之前，商朝人也是用刀叉吃饭。从河南殷墟中出土的刀叉复原图来看，当时商朝人所用的刀叉和现代西方人所用的刀叉几乎一模一样，这恰好可以表明，商朝人用刀叉吃饭的方式传到了古希腊，进而影响了整个西方，所以现在的西方人用刀叉吃饭。假如商朝晚灭亡50年的话，那么现在的西方人就可能用筷子吃饭了。

　　讲到此，可能有人还会说：“商朝并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在此之前还有三皇五帝和夏朝，所以商朝是海洋文明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海洋文明。”

　　目前关于“夏朝”的直接文字记录，均源于西周。早在商周鼎革完成之初，周公即在“殷遗多士”的诰令中提到：“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司马迁耗毕生心血所写的《史记》中亦将“夏朝”历史脉络梳理清晰。

　　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无论是西周文献亦或战国以后的传世史书，成书年代至少已跨越了500年以上，间隔了商朝整整一个朝代，其可信度已然大大降低。此外，文献中对夏桀的种种描述以及商汤灭夏的整个过程，与后世对纣王的描述以及武王克商的过程存在雷同，让人不免怀疑是不是周人出于对灭商的合法性需要，而复制出一段商汤灭夏的历史。

　　那么，作为“殷革夏命”的最直接见证者——商朝，又是怎么描述前朝的呢？

　　让人困惑的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并未发现有关夏朝的卜辞记载。武丁在对始祖商汤的歌功颂德卜辞中，屡屡提到商汤的征战，却唯独忽略了灭夏如此大的功绩，这一奇怪表现也让西周以后关于夏朝的记载可信度再次降低。当然，甲骨文没有找到夏朝的记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出土甲骨文目前还未全部释读，下定论为时尚早；二是甲骨文并非史书文字，而属于卜辞，不能苛求其将一个早已灭亡的政权脉络写入卜辞当中。所以，在殷墟出土之后，考古学家们开始了对夏墟的寻找，以期望能让“夏朝”“自证”其是真实存在的。

　　1959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出土的宫殿、井字形道路网络以及手工作坊遗迹表明这里具备了都城属性，经碳十四测定，二里头遗址一期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但由于没有直接的自证文字，我们无法断定二里头究竟是属于夏朝都邑还是早商都邑，就连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教授都提出了“二里头可能是早商都邑的假说”。

　　不过，殷墟的考古发掘和西周的金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商朝始年。根据碳十四测定，武王克商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商朝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前后。而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碳十四测定，发现其时间上限为公元前1560年-公元前1580年，佐证了商朝的始年不会早于公元前1600年的结论。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的时间上限要比商朝始年早100余年。

　　此后，陕西石峁、山西陶寺等大型都城遗址相继被考古发现，碳十四测定年代均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其文明程度也完全具备国家形态。

　　特别是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朱书文字，与甲骨文呈继承关系。经过释读，一个字为“文”，另一个字则有两种观点，有认为是“尧”字，即认为陶寺是尧都；也有认为是“邑”字。见图53-2

图53-2 陶扁壶朱书文字

　　但不论是哪种释读，石峁、陶寺碳十四测定的时间下限，与商朝始年的时间上限，跨度刚好可以容纳一个500年左右的文明时期。也就是说，在商朝和尧之间，必然有一个朝代，这从考古学上其实证实了夏朝的存在。但是，我们无法直接得出它就是“夏朝”。

　　读者们看到这里或许会产生困惑，什么叫“证实了夏朝的存在，却又无法直接得出它就是夏朝”？因为如前所述，夏朝目前无法实现自证，我们只能通过时间跨度去比对文献记载，得知尧舜禹与商朝之间为夏朝。

　　但是，夏朝这个国号其实是周人给的，正如曹魏称刘备的政权为“蜀”，东吴称“西”，后世称“蜀汉”，但刘备却绝对不会如此称呼一个道理，夏朝人会不会称自己为夏还无法确定，这或许也是甲骨文中不见“夏”的原因。

　　“夏朝”（暂时用这个称呼代替）虽然得到了考古的证实，但考古也同时发现了它的一大硬伤——目前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一期比商朝始年早100余年外，二期至四期的碳十四年代均已处于商统治时期，第四期的时间已经介于公元前1565-公元前1530之间，此时商朝早已经建立。出土的陶器和墓葬显示，二里头从一期到四期，未发生大规模颠覆痕迹，也未发现有商时期的贵族墓地。反倒是从三期开始，一改简陋的陶器随葬，出现了大规模的青铜器随葬品，特别是有了束颈盆等极具商朝文化特点的随葬品。

　　但与同时期的二里岗商朝青铜器相比，二里头的青铜器还非常原始，陶器上出现的刻画符号证实文字尚未形成文句，甚至还不如陶寺朱书文字，其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商。

　　这也就意味着，夏文明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落后的多。在商汤建商之后，夏商并存了很长时间。商汤或许并未灭夏，“夏朝”可能属于在先进文明侵蚀下的自然消亡。

　　中华文明，一般认为就是华夏文明，所以历史学家花大力气非得把夏朝都城找出来不可。其实大可不必——当然能找出来更好。长江下游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距今9000-60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7300-5300年）、崧泽文化（距今5800-4900年）、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前赴后继，这个时代，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见图53-3），是最大的。

图53-3 良渚古城地图

图53-4良渚城墙还原图

　　良渚古城的发现，有人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夏-商-周或者良渚-商-周。华夏民族其实包含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各个部落的人们。马家浜、崧泽、良渚古城都离海很近，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了完整的木桨，同时还出土了形体硕大的木橹，说明马家浜人已能驾驭大型水上交通工具。在家畜饲养、捕鱼方式的掌握等方面，马家浜文化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如邱城遗址下层发现的遗物中，有陶网坠等捕鱼工具。加上江苏宜兴市杨巷镇西村的西溪贝丘遗址和邳州岠山贝丘遗址都说明良渚文化是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并列。

　　二里头考古遗址所以被做为夏文化研究的重点遗址，是因为二里头遗址位于黄河流域的洛河与伊河之间，与《国语》文献记载中的“昔伊洛竭而夏亡”比较相符，这被中国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解读为：夏朝的中心位于洛河与伊河区域，当洛河与伊河地区发生了重大旱灾时，而导致了夏朝的灭亡。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对“昔伊洛竭而夏亡”的解读正确吗？

　　在中国历史的朝代变迁中，因地方发生严重的灾情，粮食绝收，饥民遍地，而导致民变，发生农民起义，导致王朝中央政权垮台的例子举不胜举。其中连续数年的旱灾就是最典型的导致王朝垮台的原因。从历史文献记载中，我们发现“商汤代夏”就是中国历史记载中最早的这一典型案例。

　　那么商代夏的历史原因，是因为“夏朝”国都地区发生了严重旱情而导致了夏王朝的灭亡，还是因为夏王朝的地方发生了严重旱情而导致了远方的夏王朝中央的灭亡呢？

　　众所周知，大邑商的早期都城正是位于洛河与伊河地区，现代考古先后在伊洛地区发现了商朝早期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夏商交叠时期的二里头遗址。其中偃师商朝与二里头遗址相距6公里，位于洛河两岸。从考古学来说，这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伊洛地区属于商部落的直接统治地区，而大邑商属于一个可以和夏王朝相抗衡的大氏族部落。《史记》记载“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伊尹被商汤任命为商部落的国相，负责商部落的国政；后伊尹离开商部落前往夏朝中央政府任职，在不被夏朝重用，又返归商部落的亳地。伊尹这一来一去，说明商部落与夏王朝的相隔距离遥远，商部落完全不在夏王朝的直接控制范围。当伊尹在夏王朝不得志的时候，返回遥远的商部落，也就天高皇帝远。商部落与夏后氏绝不可能如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认为的，夏后氏部落与商汤部落共同位于伊洛地区。甚至夏商部落共用一个二里头遗址作为前夏后商的夏都与商都。

　　当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为二里头遗址的一、二、三、四期考古遗址究竟是夏还是商争论不休的时候，偃师商城、洛阳商城的考古发现已经决定了包括二里头遗址在内的伊洛地区都属于干旱严重、农耕环境脆弱的“伊洛竭”地区。是一个不受夏王朝控制的独立氏族地区，可以拥有自己国政的地区。严格来说，二里头遗址地区是一个不属于夏文化影响的地区，在此地区也就不可能发现证明夏王朝存在的遗迹遗物。

图53-5 夏商周位置图

　　当二里头遗址地区发生“伊洛竭”的严重干旱时，为了维持商氏族部落的生存，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带领商部落族群，前去没有发生旱灾的地区、粮食丰富的地区进行掠夺。此时，夏文化的中心夏朝国都就是唯一的攻击目标。于是，商汤裹挟着商部落周边的一些氏族部落前去攻打夏朝国都，“格女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维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啬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众有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在商汤的要挟蛊惑下，一众商周边部落对夏王朝发动了搏命式的突然袭击。

　　当黄河地区发生“伊洛竭”的严重旱情，哪里还会存在风调雨顺、旱涝保收、食物丰富的地区呢？这只能是大禹治水，“凿山导淮”使得“中国之人得而食也”的淮河涂山地区。

　　大禹治水的淮河涂山地区，河流湖泊众多，在大禹“勤于沟洫”的长期治理下，农田水利使得农耕文化高度发展，民众安居乐业，歌舞升平，吟诗作赋。当这些每天辛勤劳作、顺天应命、守望田园、缺乏侵略和掠夺性的夏民，面对如狼似虎的搏命攻击时，只能一败涂地，丧失华夏土地。夏朝最后一位夏后夏傑，也只有亡命南巢，在巢湖地区了此余生，成为“伊洛竭而夏亡”的受害者。华夏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发展也因此停滞几百年。

　　从今天的淮河流域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淮河流域覆盖了广大的淮北平原，淮河的众多支流几乎延伸到黄河岸边。淮河地区本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雨水充沛，即使发生大的旱情，淮河干流与各支流入淮口地区，都可保证丰富的水源，使得沿淮地区民众与农田避免干旱的严重威胁，保障农业生产、粮食生产。

　　整个黄淮平原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黄河地区干旱少雨，淮河流域地区温暖湿润、雨水充沛。做为黄河支流，伊水与洛水相交的流域面积仅为两万平方公里，且有断流的风险，即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伊洛平原更是不足1000平方公里，难以承载540 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也无法有如此之高的农田水利、农业生产力与之相配。当黄河流域发生严重的旱情，民不聊生时，由北而南，由西北往东南的掠夺战争，成为中国战乱与朝代更迭的一个基本规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与明亡清兴的朝代交替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昔伊洛竭而夏亡”不是夏朝夏文化中心存在于黄河流域伊洛地区的历史文献证明，而是否定夏朝、夏文化中心与伊洛地区有关的铁证。不论是中国历史文献，还是考古遗址发掘，遗迹遗物证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周边考古遗址，与夏朝夏文化都格格不入。在正确理解文献典籍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将“口述史料”中的历史学、民族学，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纳入夏文化研究内容，是破解夏文化、夏朝历史必不可少的一环。

图53-6 淮河流域图

　　实际上，“夏”比“商”更靠近东南沿海，居民有可能是从良渚地区迁徙过来，其文化直接继承了良渚文化，也就是具有更多的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特征。

　　今天的江苏省全省在4000年前几乎都在海中，良渚文明的突然消失可能是由于天灾——现在认为就是大洪水——大禹治水的那一场大洪水之灾，良渚人不得不“迁都”往西往北走，直走到今天的皖北地区才暂时停止脚步，建立了“夏”。“夏”仍然在海边。

　　众所周知，在史前文明中，世界各国都有大水的记载，中国有“大禹治水”的传说。而良渚文明位于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很可能也遭遇了大洪水。考古发现，在良渚文化的断层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淤泥堆积。显然，良渚文明是在同一时期消失，然后被大洪水带来的泥土掩盖。当时良渚人修建的大堤坝没能挽救他们的家园，于是，他们不得不向外迁移。

　　根据考古学家推测，当时良渚人分为两支：一支向地势更高的长江中上游迁徙，给蜀地带去先进文明，三星堆文明爆发或与此有关；另一支则向北方迁移，和当时的华夏部落联盟，即龙山文化族群发生冲突，战败后，部分良渚文化被龙山文化吸收融合，而部分族民可能逃过一劫，继续往北方逃亡，直至通过白令海峡，来到了阿拉斯加，后逐渐扩散到北极圈，形成后来的爱斯基摩人。

　　作为世界上最不怕冷的民族，爱斯基摩人不仅在婚俗和丧葬等方面奇特无比，连他们的起源来历至今都是一个谜团，困扰着人类学家。传统历史学家分为三派，认为爱斯基摩人主要有三个来源：南阿拉斯加、西伯利亚和中国殷商文化。

　　这其中，爱斯基摩人和中国的关系最被广泛认同。然而，在没有进一步明确的考古证据之前，这一学说还是遭到很多质疑。2018年，美国媒体又爆出了一个新观点：爱斯基摩人不是起源于殷商，而是中国更早的良渚文明！而这一新观点，完全建立在“殷商说”的基础上。

　　上世纪3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亨利·柯林斯发现，出土的爱斯基摩人器具上，往往雕刻两个同心圆来代表眼睛，海象牙器物上的兽面纹也与商代饕餮纹的艺术特点极为相似，由此判断爱斯基摩人受到过商朝艺术的影响。同样的考古证据上，中国一位叫曲枫的考古学家却有新发现：“良渚文化有重要的水猎经济，而史前爱斯基摩人也有类似的传统，二者都出土了大量鲨鱼骨、鲸鱼骨和独木舟的残骸，同时良渚文化出土的一些木器与旧白令海文化中用狩猎的象牙哈喷器首非常相似，很可能是其原始形式。”

　　没想到“良渚来源说”一出，让此前一直认同爱斯基摩人起源于殷商的美国学者威廉·费茨也开始倒戈。但问题来了，良渚文明位于浙江，爱斯基摩人却位于北极，两者之间相隔万里，良渚文明又是如何成为爱斯基摩人的起源？难道是在世纪冰河时期，通过冰封的海峡陆桥来到北极圈的？

　　良渚与商之间还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一段历史应该就是华夏民族的形成史——黄帝、炎帝是分别起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两个血缘关系不太相近的部落首领。后来，两个部落展开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又打败了蚩尤族，正式定居中原地区。与居住在东方的部落、南方的部落一部分逐渐融合。在当时中原地区的民族和部落中，黄帝族的力量较强，文化也较高，因而黄帝族就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炎黄二帝就成为汉族的始祖。

　　关于阪泉之战的地点，有说在河北中部的“直隶保定说”；河北南部的“巨鹿说”；河北西北部的“涿鹿说”或其附近的“延庆说”，以及在江苏徐州的“彭城说”等。联系稍后发生的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发生在华夏集团活动地域的东半部，较靠近东夷集团分布区的推断可能较接近史实。也就是说，“炎黄之战”可能就是良渚文明（长江流域文明）与龙山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冲突引起的。黄帝的部落原来是游牧为主，虽然生产力不高，但战斗力剽悍，因此在加入了炎帝大军后，战斗力大增，最终在涿鹿（今河北张家口）打败了蚩尤，黄帝把蚩尤脑袋砍了下来。

　　越南人文始祖是雄王，雄王为神农氏炎帝儿子泾阳王与洞庭君神龙之女所生的貉龙君。貉龙君建立了越南第一个国家文郎国，之后有十八位名为雄王的君主统治这个国家。历代雄王继承神农氏重视农业的传统，在越南教民众种植水稻建立文明，让越南人繁衍生息至今。

　　南方各省的人们都认为炎帝就是神农氏（湖南的炎帝陵纪念馆就是把炎帝作为神农氏来祭祀的），代表的是古越人的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所以“炎黄”的结合其实就是游牧文化、海洋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结合。

　　学者们认为文明古国必须包含几个特征：有城市，有文字，有巨大的建筑物，有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良渚古城发现的大量玉雕里面有一些“符号”被认为类似甲骨文，有可能是早期的象形文字、甲骨文的“前身”。

　　2005年，考古人员在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村南的高台地（双槐树遗址）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了一处遗址。后来随着发掘的深入，一个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的都邑遗址渐渐浮出水面，15年后，发掘成果让所有专家惊叹，一个5300年前的河洛古国被揭开神秘面纱。

　　这里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大型墓葬、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

　　专家认为，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有专家学者称之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中华文明的源头”，并命名为“河洛古国”。看起来，“中华文明古国5000多年历史”还真是说对了。

　　唐杜佑《通典》：“邓为禹都”，即“夏朝”初，禹把南阳邓州作为都城，而“夏都”一般都认为是在偃师。跟后来的商都商丘距离300公里左右，所以“夏”与商是近缘的。

　　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商朝人对他们之前朝代的记述是一片空白，他们根本没有记载过任何关于夏朝的资料，最早记述夏朝的文献源于西周。如果夏朝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商朝人必定会记述他们首领灭夏的之一特大功劳，而不可能没有半点关于夏朝的资料。关于三皇五帝和夏朝的历史全部是“出于传说，而且这些传说都特别离谱”。

　　否定夏朝存在的说法值得商榷，不过商代以前的历史确实不清晰，可信可不信。真实可信的商朝是大河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并存，也就是说中华文明一开始就是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并存。《何满九兵兵史》中明确记载：“大洪水之后，东海之滨诞生了一个新的国家——商”。

　　商丘的“商”字，源于商丘是商部族的起源和聚居地、商朝最早的建都地、商人商业商文化的发源地，商丘因此被誉为“三商之源”。商丘的“丘”字，即商始祖契葬地及商朝都城的遗址。商丘是先商和商业的发祥地，商人发源于商丘，商族的先族东夷人活动在商丘、亳州一带，商业起源于商丘。早在4000年前，帝喾次妃简狄，因吃玄鸟而生阏伯，故《诗经商颂》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阏伯便是商的始祖。阏伯之孙相土首先发明了马车，六世孙王亥又发明了牛车。这便是史书上“立皂牢，服马牛，以为民利”的记载。

　　农牧业的迅速发展，使商部落很快强大起来，他们生产的东西有了过剩，于是商祖王亥在商丘服牛驯马发展生产，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由此衍生的文化称为“商文化”。因上古时期商部族的起源地和聚居地在商丘，商人、商品、商业发源于商丘，商丘被誉为“三商之源”，因华商始祖王亥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商朝开国帝王商汤灭夏后在商丘建都，商丘被誉为“三商之源·华商之都”。见图53-7

图53-7 商也是靠海的

　　中国在夏（存疑）、商朝是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并存，周朝之后海洋文明衰退而呈现出大陆文明特征的原因乃是周朝在灭掉商朝之后，被灭的不仅仅是商朝这一政权，而是商朝的海洋文明——当代中国人的基因中有80%以上是周朝人的基因。

　　按照广义的文化概念，文化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等。农业文化，是指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内容可分为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农业制度与法令、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其发展可分为原始农业文化、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三个阶段。

　　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原始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时期，可统称为农耕文化时期，或古代农业文化时期。在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它决定着汉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汉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其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农耕文明决定了汉族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

　　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基础，又是宋代以前中国农业文化的轴心。中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

　　追溯中国农耕文化起源一句“男耕女织”（见图53-8）之说，它不仅是指早期的劳动分子，也是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早在河姆渡时期（距今约7000-5000年），“农耕文化”已经产生，现在出土的谷物化石都可以证明。

　　以此，人们的活动便以“男耕女织”为中心，而随时间推移，长期沉淀形成的文化内涵及外延、各种表现形式（如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文化类型。

图53-8男耕女织

　　中国的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中国北方在一些山地不平或者气候不够适宜农业耕作的地区经常会出现众多的草原地带，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则主要依靠放牧为生。这种地理上的差异、气候上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南北方人们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处于草原地带的人类从原来的狩猎行为，转变为将狩猎而来的动物进行人为驯化，最终出现了游牧文化和游牧文明的最初形态。

　　游牧文化的产生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末期。所谓游牧文化，就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从事游牧生产的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其显著特征在于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即表现为游牧人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等与农耕文化的不同。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游牧文化崇拜、依赖、适应大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各自的世界里不断发展、演变，由于文明的巨大差异，也是这些人类在性格上和体制上出现了很多不同。在亚欧大陆的广阔土地中，大陆的北部形成了一条天然的草原地带，众多的游牧民族生活在此，在大陆的中部及其靠南地区出现了一个个农耕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就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上开始了各自的发展并不断走向接触。

　　从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以及特点来看，农耕文明一直被认为要先进于游牧文明，这不仅仅是因为双方生存方式的不同，更为根本的则是农耕社会的发展进程始终要快于游牧社会。从当时亚欧大陆各文明区的发展现状来看，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繁荣昌盛之时，位于它们北方的蛮族正处于尚未开化的状态，文明远远还没有产生。

　　无数的历史记载和史学研究也充分证明，农耕文明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公元前后亚欧大陆的农耕文明已经处在了比较发达的阶段，他们能够进行有规模的农业耕作，并且在农业的基础上，人类的生存得到了保证，这就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发展别的产业。农耕离不开土地、离不开生产工具，广大农业人员在长期的摸索和探究中不断发明新型生产方式和工具。

　　另外，农耕文明不断得到发展，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就会使农业人口在不断增长，人类改变自然的力量也就在不断提高。而随着生产工具的更新，越来越多的农业耕地反而却不再需要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这就使得一部分农业人士转而去发展别的行业。在那个极度不发达的时代，实物交换始终是农业社会发展初期的重要方式，那些没有进行农业劳动的人便开始收购农业产品，同时经过自己的加工形成了手工制成品。

　　就这样一个新的行业手工业出现了，而越来越多的手工业品开始流入到当时的农业社会当中，这就需要一些实物的替代品来进行高效率地交换，贝、布匹等等都成为了当时进行手工业和农业之间交换的货币。这时候一个更加重要的行业形态出现了，那就是商业，商业作为手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中介，能够有效促进双方之间的交换，并在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农耕文明的发展带动了一系列行业的出现。

　　正当农耕文明在不断迅速发展时期，几乎同时期出现的游牧民族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式。游牧民族说到底就是逐水草而居，他们对于大自然的依靠其实要比农业更强烈，一旦草原地带出现了灾祸，那么牧民的生活就会遭到毁灭性打击。牧民平时靠的就是自己所养的牛羊进行生活，这些牛羊在牧民生活中的地位就和农业中的土地和种子一样重要。牧民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点都离不开牲畜、离不开草原、离不开大自然的馈赠。

　　牧民日常所吃的都是牛羊肉，身上穿的都是从牛羊身上剥下来的毛皮，并且生活中的一系列装饰品都是从牲畜身上取下来打造的。所以我们说游牧民族的生活十分单一，并且对大自然的依靠性十分强烈。正是因为这种单一的游牧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游牧民族的发展，当农耕地区已经进入了国家形态的时候，游牧民族却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罗马帝国时期，农耕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极高水平，而北方的日耳曼部落却还在氏族公社当中。

　　中国古代中原的农耕文明同样已处于一个较为发达的阶段，并且整个以农耕文明为发展基础的社会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剩余财产，手工业与工商业也正在蓬勃发展，这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极度落后的社会形态和发展样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游牧民族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停留的时间要比农耕文明长的多。

　　游牧民族对于牲畜驯养的极度依赖，对于草原和气候的依赖随着他们文化的发展，一直没有减弱。等到他们与农耕文明的人民进行交往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而且游牧民族所需要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也需要从农耕社会中获取。

　　农耕文明相对游牧文明既有诸多方面的进步性，并且在这种进步性的长期影响下，农耕文明率先进入了国家形态。国家的出现对于一种文明的影响可以说是具有质变意义的，一方面国家的出现证明了某种文明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其社会已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就是在文明的长期发展演变中出现并不断扩大的。农耕文明最早出现国家形态，充分说明了农耕文明在社会形态的影响上是远高于游牧文明的。

　　正因如此，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国家最先建立之后，便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同时也为了宣扬自己的先进文明去和周边的落后的游牧部族去进行一系列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双方也是在和平的交往与残酷的战争中不断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这种不同文明间不同方式的交流和发展在世界各国的古代社会发展中均有所体现。农耕文明建立国家之后，便需要更多的人口和土地，以及加强与周边地区和民族的联系。

　　农耕区的人们不断向周边民族提供各种粮作物以及手工制成品，周边的游牧民族也在向先进的农耕文明不断汲取养分。在那个武力还不是主要沟通方式的时代，双方在和平稳定的交往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但是随着农耕文明国家的势力不断壮大，其原来狭小的农业区已经没有办法在继续承担整个国家的发展，因此对外扩张领土成为国家发展的必要途径。这种扩张以和平的方式很难实现，因此武力征服开始成为农耕国家的主要手段。

　　反过来看游牧民族同样如此，他们在氏族部落期间只是在漫长的时间内发展，并且从就近的农耕国家吸取先进的文明，久而久之这些游牧民族逐渐摆脱原来落后的状态，开始走向国家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需要扩张，像中国上古时期的阪泉之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乱华、罗马帝国时期的大规模蛮族入侵等等都是这种情况。见图53-6

图53-9 400mm等雨量线：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界线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类文明成果，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基础。虽然两种文明在产生初期，于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农耕文明总体来说有其先进性，游牧文明稍显落后，但是也不能说游牧文明就没有农耕文明值得借鉴的地方。

　　在中国地图上，数据显示，即时通讯工具在线人数、交通物流，甚至王者荣耀玩家的分布，都呈现东南稠密、西北稀疏的形态。

　　而这条分界线80多年前就被地理学家胡焕庸画出来了。胡焕庸线，也叫“黑河-腾冲线”，这条线出自胡焕庸1935年发表于《地理学报》的研究。他把黑龙江黑河与云南腾冲连在一起，给世人观阅这条线两边的显著差异：东南边，全国96%的人口，生活在全国36%的面积上；西北边，64%的面积上，只生活着4%的人口。胡焕庸感叹，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八十多年后，中国人口从“四万万”变成了14亿，而这条线左右两边的的差异仍然稳定存在。地形上，它跨越了平原和山地、高原的分界，并暗合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在这里，中国半干旱区与半湿润区交错，古时游牧与农耕文明共处，不同民族交互共融。它更是一条生态脆弱带，地震、泥石流、荒漠化在这里发生，甚至雾霾也在这里分界。在不同的中国地图上，这条线清晰可辨。见图53-7

图53-10胡焕庸线

　　而当人们踏入这条线，地图上的差异从眼前消失了。在任何一点，方圆百公里之内，东西两边没有区别。把胡焕庸线仅当作分界，我们就会忽视它本身的宽度——这是一条极其美丽的走廊。

　　这条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斜向45度贯通的走廊，穿过了全国最大的粮食产区、草场、山脉，也穿过了沙地、地震带、干热河谷。在高纬度的沙地边缘，有灌溉的水田；在湿热的南方，却有什么也长不出来的山……

　　农耕文明率先建立国家之后，便开始进行了全方面的发展，他们有固定的国家机构、社会分工，有较为齐全的社会生产门类，这对于同时期的游牧民族来说都是陌生的。正因如此，两种文明的人类开始了进行频繁的互动和交。这种交往是具有多种形式的，最主要的就是和平与战争，人们总是以为游牧民族好战，总是喜欢入侵农耕政权，但是农耕文明迅速发展时期何尝又不是不断入侵那些游牧民族呢？

　　游牧民族在农耕文明建立国家许久之后，才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军事民主制，此时的阶段正是当初农耕文明建立国家前需要迅速扩张的阶段，所以游牧民族必然给人留下了经常入侵农耕文明国家的印象了。

　　大约距今1万年前，人类开始了农耕和畜牧。也就是说，从此开始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转变成了食物的生产者——包括农业和牧业，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也在此时开始逐渐形成。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自东向西大致以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喀尔巴阡山为界，以北为游牧世界，以南为农耕世界。

　　人类的历史，几乎都由农耕世界的历史学家所撰写，对游牧世界的偏见遂不可避免。但实际上，人类的历史由农耕世界的历史和游牧世界的历史共同组成。文字的创造是农耕文明最值得骄傲的事情，由此人类农耕世界的历史得以记载。然而由于多数的游牧世界均没有产生文字，对于游牧世界的认识我们只能从农耕文明的记载中去了解。

　　绝对的客观大约是不存在的，农耕文明内部如此，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之间亦然。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从产生的那一刻开始矛盾便不可避免。农业使农耕世界迅速富庶起来，并迅速社会分化，之后便产生了文明——苏美尔、古埃及、哈拉帕、华夏、爱琴海等逐渐繁荣起来，所以农耕世界更为稳定。

　　游牧世界则不同，牧业在古代并不能使游牧世界富庶繁荣，于是游牧世界常常为了生计而四处劫掠。南农北牧，南富北穷，战争不可避免。

　　纵观整个世界古代史，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大的冲击主要有三次，从这三次冲击可以看清世界古代史的发展脉络。

　　1、第一次大冲击——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

　　这一时期，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界线还没有那么明显，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范围还是一个个孤岛。游牧世界主要是起源于东欧平原的印欧人，他们冲击了除中国以外所有的文明地区。从东欧平原向东，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灭了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而后来印度的恒河文明便是雅利安人所建。向西，爱琴海文明、中东的两河文明和古埃及同样受到冲击。爱琴海文明灭亡，古希腊地区重新进入黑暗时期。两河和古埃及地区的文明没有被灭亡，这里帝国纷起、英雄陆续登场，并形成了中东三大帝国——北部的赫梯帝国、南部的埃及帝国、东部的亚述帝国。

　　同时期的中国，代表游牧文明的黄帝部落与代表农耕文明的炎帝部落发生了“阪泉之战”，黄帝战胜了炎帝，但黄帝带来的游牧文化却被“淹没”而融入了炎帝所代表的农耕文化之中——这与后来多次游牧文明同农耕文明的交手结局一样。炎黄部落又联手击败了代表东南沿海海洋文明的蚩尤部落，但同样吸收了蚩尤的海洋文化。“炎黄”时期主要代表的是农耕文明。后来的夏商之际，似乎与游牧世界的冲击关系不大，“商灭夏（存疑）”宣告农耕文明暂时占了上方。但至今我们无法清楚的知道“夏朝”究竟在哪？“夏朝”和商朝之间，是否与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和恒河文明一样，存在断层？周灭商则是农耕文明又一次战胜了早期的海洋文明。

　　2、第二次大冲击——公元2世纪至公元7世纪

　　游牧世纪的第一次冲击之后，农耕世界迎来了轴心时代的到来，之后是四大帝国——汉朝、贵霜帝国、安息帝国、罗马帝国的建立。从此时开始，农耕世界自东向西连成了一个文明带，农牧之间的界线正式形成。

　　汉文帝曾言：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不仅汉朝如此，西方的罗马帝国也曾在北方筑起哈德良城，两大帝国都曾想把游牧民族阻挡在边界以外。

　　第二次大冲击的主角主要是匈奴，最终导致了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崩溃。

　　北匈奴在公元91年被汉王朝驱逐，但西迁过程中带动了整个游牧世界对罗马帝国的冲击，三大蛮族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不断南下，最终使罗马帝国灭亡。

　　南匈奴内迁后在晋朝末年重新崛起，并造成了“五胡乱华”的局面。

　　此时，同为游牧民族的阿拉伯人崛起，并迅速进入文明时期，建立了阿拉伯帝国，其版图自中国西部直至大西洋沿岸。

　　3、第三次大冲击——公元13世纪的蒙古人

　　这一时期我们最为熟悉，就是蒙古人在亚欧大陆的征服。这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最后一次，也是范围最广的一次大冲击，华夏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被摧毁，仅有西欧幸免。蒙古人的征服彻底打通了亚欧大陆之间的通道，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比之前任何时期都要频繁。见图53-8

图53-11 蒙古西征

　　此后，华夏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的文化开始传入西欧，这个曾经是农耕世界文明最落后的地区在公元1500年之后崛起，并最终将人类带入了工业时代。

　　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之后，游牧世界的战斗力不再具有优势，逐渐被融入了农耕世界。

　　4、最后，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应当全面的看待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

　　游牧民族的冲击首先扩大了交流，游牧民族同样有许多先进的技术。比如战车，最初便是游牧民族带来的，骑射同样如此——我国的胡服骑射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其次，游牧民族的冲击最终扩大了农耕世界的范围。在古代，农耕民族常常不是游牧民族的对手，但征服者最终被同化，这是古代的常态，其实并非我国独有。赫梯人、匈奴人、塞人、突厥人、鲜卑人、日耳曼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等等最终都融入了农耕世界，于是农耕世界的范围越来越大，在打破农牧界限的过程中，游牧民族的贡献无疑更大。

　　当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界限不再明显之时，真正的世界历史便到来了。

　　游牧文明、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并列发展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但中国传统文化里农耕文化长期占统治地位。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的理念不谋而合。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汉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是华夏儿女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所体现的哲学精髓正是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从思想观念方面来看，农耕文明所蕴含的精华思想和文化品格都是十分优秀的，例如培养和孕育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集体至上、尊老爱幼、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邻里相帮等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理念，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模式是“耕读传家”，即既要有“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这种培养式的农耕文明推崇自然和谐，契合中国文化对于人生最高修养的乐天知命原则——乐天是知晓宇宙的法则和规律，知命则是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真谛。崇尚耕读生涯，提倡合作包容，而不是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这符合今天的和谐发展理念。

　　农耕历程恰如一部厚重磅礴的歌诀从远古吟咏而来。早在先秦时期中国民间流传的《击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描述了乡村闾里人们击打土壤，歌颂太平盛世的情景。唐代诗人李绅写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艰辛不易。北周庾信亦有诗为证：“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民黎。”体现了文化在衣食温饱解决之后的重要意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刻画了读书人对积极人生的理想与追求。中国上万年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历史，创造了发达持久和长盛不衰的传统文化。同时，灿烂辉煌的汉文化又丰富了农业的内涵。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虽经无数次大大小小天灾人祸的考验，仍然一直蓬勃兴旺，绵延不断。事实证明这一技术知识体系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

　　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是都起源于大河文明，恒河是印度文明的摇篮，黄河和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大河文明的特征是封闭性、农耕经济、村落社会与中央集权专制国家。

　　古代亚非文明都被称为大河文明。古代北非和亚洲的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灌溉便利，独特的农耕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河流域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农业是这些地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中国等古代国家就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并表现出自己的文明特征。

　　从东西方各自最早起源的传统文明来看，东方是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并存，西方也是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并存。但东方大河文明逐渐变主导而西方海洋文明逐渐变主导。之所以我们今天会认为东方是大河文明、西方是海洋文明，乃是因为后来各自的文明被外力打断并改变了原有文明进程的缘故。

　　海洋文明是海洋文化带来的文明，海洋文化表现为开拓、进取、冒险等等，在一定的时期内还包含征服、殖民、掠夺等内容。为了在汹涌险恶的大海里拼搏求生，有人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有着拓展的眼光，去接触、尝试和征服新发现的事物，从而创造了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

　　世界各地所涌现出的古典文明，都无一例外地属于感性文明。古典感性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这些文明都是建立在对世间万物直观感受的简单思考之上，对于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以及事物间的相互联系认识比较肤浅，存在不少误区。传统华夏文明无疑是古典文明中的佼佼者。然而华夏文明也与其他古典文明一样，自身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和认知偏差。华夏文明的先贤同样只能在直观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静态的、循环的世界观。日月轮回，兴衰交替，周而复始，都是这种世界观所包含的认知经验。

　　如果以中国古人的这种世界观去思考问题，就会觉得一切的变革，都是毫无意义的。动不如静，快不如慢，行不如止，今不如古。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所构筑的华夏传统礼制，以维护整个社会构架的稳定为根本出发点，其最高理想当然就是子孙万代、江山永固了。只片面的强调维持存在，而看不到发展的重要性。儒家认为礼存则存，礼亡则亡，觉得只要守住了礼，那么君就永远是君，臣就永远是臣，民就永远是民，整个国家就不会乱到哪里去。

　　在华夏漫长的农耕生产实践与各类传统社会活动中，祖先的各种经验总是能得到反复的验证，一再被证明准确无误。这一方面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心，但另一方面也严重阻碍了思想的进步。思想的僵化无疑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停滞，所以华夏社会被困在农耕文明的发展阶段几千年，始终无法突破。

　　明代由于与外界的交流密切，东西方世界频繁的商贸活动给大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代的儒家思想家都已经敏锐的感觉到变化带来的问题，儒学内部也由此发生了分化，在传统理学的基础上，又诞生了以心学为代表的多个学术派别。各个派别思想上争论多，都是相互试图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

　　很遗憾，后继者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当然希望社会始终保持更加便于统治乃至完全僵化的局面，华夏民族衰败的命运便由此注定了。后世很多书上对康熙学习西方文化大加褒奖，以宫廷里几百年前就有皇帝的油画肖像为荣，然而对照整个清代如一潭死水般的社会局面，这无疑是绝大的讽刺。

　　大河文明诞生于大江大河流域，这些区域灌溉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土地相对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人类生存，利于农作物培植和生长，能够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故农业往往很发达。大河文明以农耕经济为基本形态，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由此派生出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型的。作为典型的大河文明，中华民族较少有拓边侵略的行径。古代北非和亚洲的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灌溉便利，独特的农耕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古代居民很早便在这些地区生产劳动，生息繁衍，所以大河流域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古代大河流域以农业文明为特征，农业是这些地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这些地区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代中国这些亚非文明古国，就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并表现出自己的文明特征。

　　大约5000年以前，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几乎同时进入文明社会。古巴比伦、古埃及、印度和中国都是在适合农业耕作的大河流域诞生的，其各具特色的文明发展史，构成了灿烂辉煌的大河文明，对整个人类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共同构成了地中海文明，希腊文明是地中海文明的发祥地，罗马则是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和古代西方世界的统治者。地中海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

　　大河流域的亚非文明古国宗教崇拜盛行。宗教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社会力量，各国君主多利用宗教来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因此，使亚非文明古国在政治上多呈现出政教合一的特征。古埃及法老专制与太阳神崇拜的紧密结合、古印度孔雀帝国对佛教的倡导，都是政权与神权结合的典型表现。

　　大河流域农业发达，商业发达，城市密布，流域为该文明的经济重心。古代大河流域以农业文明为特征，农业是这些地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黄河、长江流域都是古代农业发达的地区，农业是这些地区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这些亚非文明古国，就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并表现出自己的文明特征的。

　　东方村社居民建库蓄水，挖沟修渠，灌溉排涝。北非的尼罗河定期泛滥，埃及人的灌溉农业特别发达。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时涨时落，来势凶猛，常常泛滥成灾，两河流域的居民需要修筑堤坝沟渠来蓄水排涝，才能耕种收获。村社里的居民很少与外界交往。他们共同祭神拜物，由年长者管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宗法制是中国古代村社的管理形式，这是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村社的世系以父系计算，宗族主支配着家族成员，甚至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

　　在大河流域，疆域辽阔，农田灌溉常常需要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东方的文明古国，大都建立中央集权，实行君主专制，但其运作方式各有特色。古巴比伦君主统治、埃及的法老统治十分严密，而古印度实行等级分明的种姓制度，中国则是皇帝专权。

　　最能体现中国人防御思想的是长城的修建。长城，不带进攻性质，完全着眼于防卫。中华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曾执世界文明的牛耳，特别是纺织、造船、制瓷、造纸、印刷、火药、建筑等行业的成就，曾一度令世界各国望尘莫及。大河文明创造了灿烂而持久的农耕文化，维系了长期的政治稳定。

　　看中国古代史都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中国古代的疆域扩张基本都出现在北方，而在东南亚却很少。北方的游牧民族势力远远比南方的丛林民族更加难以对付，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疆域扩张都偏向北方呢？

　　我们首先得从经济上分析问题。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耕文明古国，中原王朝的扩张一般都只是占据适合农业发展的地区。最早的农业区是黄淮海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国最早的疆域也限于这两个地区。秦朝统一后，中国的历代统一王朝都向周边扩张，但是基本都是向适合农耕的地区扩张。例如东北的辽东半岛、北方的河套平原、西北的河西走廊、湟水谷地，以及华南的珠江流域和红河平原。这些地区成为了古代所谓“汉地”，或者“内地”。

　　从民族习惯上来讲，农耕民族具有保守、安土重迁的习惯，因此不太喜欢对外扩张。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则不同。草原民族的物质生产能力很差，畜牧业也十分不稳定，因此他们必须依靠掠夺来补给。因而，游牧民族的侵略性就很强。在整个古代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的进攻就没有停止过。

　　农耕民族面对游牧民族的进攻，就会反击。但是农耕民族反击游牧民族的难度很大。游牧民族流动性太大，出兵不一定找得到他们的主力，找到了不一定打得过，打赢了也守不住。守不住就撤回，不久游牧民族又死灰复燃了。中国古代的中原王朝一般都是先出兵占据比较适合农耕的辽东、河套、河西走廊、西域、河湟谷地，进行了屯田，驻扎军队，修建长城。这样，才可以比较有效地防止游牧民族南下。占据这些地区，就会带来疆域向北扩张了。

　　另外一个向北扩张就是游牧民族带来的。就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将北方的疆域纳入中国版图。例如辽、金、元、清的崛起，让中国的疆域扩张到了整个蒙古高原，黑龙江流域、西域和青藏高原。农耕民族征服游牧民族很难，游牧民族却可以较为容易地征服农耕民族。但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匮乏，他们很快就会被同化，而他们扩张的疆域也成为了中国疆域的一部分。如此，中国就成为了农耕-游牧组成的二元制国家。

　　东南亚古代大部分地区是不适合农业生产的，因为这里气候炎热、森林密布、地形复杂。虽然这里有湄公河、红河等比较开阔的平原，但是这些在古代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基本都是森林。在秦朝用50万大军开阔了珠江流域红河平原后，中原王朝就再也无法向南推进了。

　　东南亚的丛林民族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威胁。他们的生活物资相对充足，但是社会又发展落后，因此长期和中国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中原王朝不会花费巨大的代价向东南亚进军。朱元璋曾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即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中国的儒家文化也很难在东南亚传播。实际上，儒家文化向周边地区的传播也仅限于日本、朝鲜、越南，远远比不上基督教文化、印度文化的传播范围。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就是最适合东亚季风气候下的农耕民族的，出了东亚这块，就和别人的生活习俗格格不入。东南亚地区古代大多数地区成为了印度文化的影响范围，原因是印度的宗教文化更有扩张力，对农耕民族、草原民族和丛林民族都适用。

　　那中国古代能不能通过一些特别手段向东南亚扩张呢？实际上是可以的，但是必须采用海洋民族的方式。也就是当中国的人口膨胀后，社会尖锐时候，政府就鼓励人们移民海外，在无政府之地建立殖民据点，进行开荒。如此，既可以减轻内地的压力，又可以加速东南亚地区的开发。不过，中国作为农耕民族，历来都担心人口流失，从未想过殖民。例如明朝郑和下西洋，遇到海外华人，都是希望让他们回国，不然就不客气了。

　　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大河文明的特点是：稳定持重，但不思变革；注重防卫手段，但缺乏出击精神；推崇道德，但轻视效率；安贫乐道，但不具冒险精神。如大河文明造就的中国的战略文化，崇尚“人之初，性本善”，崇尚“和为贵”，将基本战略目标定位于守国土、求统一、保和平，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战争手段选择的最高境界。这一战略文化传统曾经使中华民族蒙受过诸如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结局，但中华民族善良平和的民族特性并不会因此而埋没其光辉，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优秀一面也同样不应当被埋没。

　　一个制度或一种经济政治现象的由来，不是一年两年之内的事，而要追溯到千百年前。事实上，当中国人在江河流域广泛普及铁犁牛耕，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贩卖葡萄酒，中西方对“利益”的观念就存在根本差异。西方国家的“盈利”是钱，中国的“盈利”是地。

　　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形成于公元前8-6世纪，古中国的小农经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时间比较接近。在古中国土地为本的小农经济下，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土地代表社会地位，土地导向的农业是政府主要的经济来源。中国农民讲究的是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在古希腊商贸形成的经济体系中，金钱是最重要的财富。金钱代表社会地位，金钱导向的商业是政府主要的经济来源。西方商人讲究的是经商致富、牟取利润。

　　简单地说，中国文明的发展凭着农耕，西方文明的发展凭着贸易。中国靠种地起家，西方靠做买卖起家。中国土地广袤，河流交织，平原连片，适合农耕。西方小国寡民，岛众港多，资源稀缺，适合商贸。

　　中国体量太大，人口众多，需要一系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否则无法对疆域内进行有效管辖。在中国，权利的分散会导致朝纲不振、天下大乱，稳定社会秩序成为维护统治的根本。因此，中国统治者确立儒家为正统思想，致力于提升民众的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强调为民为公，打压一己私利。

　　西方国家相对易于管理，土地狭小让统治者有扩大势力范围的欲望，人口稀少让权利可以适当分散而不需要紧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土地贫瘠使财富无法由本国而来，人们就得向外求富。于是形成了君主和商人互利共赢的结盟，君主获得政治势力，商人赚取商业利益。

　　所以，中国的统治强调安稳，思想上主张“中庸之道”，处于保守的态势，以自我为中心，安于现状，不求竞争；西方国家的统治强调探索，思想上崇尚“探险精神”，处于拓展的态势，以发现世界为目标，进行殖民掠夺。

　　这反映在统治政策上：重农抑商成为中国千年来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的基调，统治者屡屡劝课农桑；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和商人结成联盟，资助海外探险、鼓励商业发展。

　　所谓一个制度或者经济发展状态是否“高级”和“先进”，是依据其判断标准而定的。如果用生产力，用工业生产指标衡量，工业资产阶级在西方的崛起确实比尚处于专制统治下闭关锁国的中国“超前”。但如果用国家的安定、政权的稳固、社会秩序的有条不紊来衡量，明清时期的中国更胜一筹。

　　当西方各国忙着赶走复辟的王朝和写宣言的时候，中国明清的社会机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运转着。中国和西方各国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从建立大一统帝国开始，就不能被认作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主义。从秦到清，2200多年的历史，所谓封建是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牵强附会，是强制地把中国历史安放在所谓“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框架中，而这个框架其实是针对欧洲提出而不适用于中国的。

　　对于西方来说，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奇妙的存在，一个他们找不到其他范例的存在。

　　无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呕心沥血地研究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就是为了寻找普适性的规律。可是问题在于，何必非要探寻出一条全世界都适合的法则呢？在古代，中国对于西方是一个庞大而神秘的东方国家，就算有所交流，也是鲜有往来，知之甚少。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同一时间下，和西方国家去比谁更先进呢？

　　历史无法假设，不过还是不妨想一想，倘或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这一个国家，西方资本主义没有渗透进来，英国的鸦片和枪炮没有轰开近代中国的大门，清王朝还会延续吗？清末确实已经出现了衰颓之势，但是取代清朝的，会是一个民主共和政体吗？恐怕是另一个朝代吧，就像历史上反反复复的江山易主、兴替更迭一样。大河文明要转变成为海洋文明不是那么容易的。

　　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