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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三十一章 闽南人【校友文萃】

上传时间: 2022-05-10  【字体: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三十一章 闽南人

  闽南、闽南语、闽南人的概念,出现的年代并不远,大致在明清以后开始流传,特别是明末清初满清与郑氏对峙时最广为人知。在此之前,闽南更多的是以漳泉、兴漳泉等州府简称出现,那时的古人早已辨析闽南人与其他地区百姓的差异,不管是性格还是人文特质,都是比较特殊的。

  狭义的闽南人,指居住在闽南地区的人们;广义的闽南人,则泛指以闽南话为母语的人们。本书的“闽南人”主要指后者,即“泛闽南人”。

  闽南人是汉族的一个民系,他们主要分布于福建泉州、漳州、厦门、龙岩,广东潮汕、海陆丰、雷州半岛,台湾大部分地区,海南大部分地区和浙江温州东南部,还有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大部分。所说的语言是属闽方言的分支方言称为闽南方言(闽南话);闽南方言的次方言也相当复杂,分为漳州话、泉州话、厦门话、龙岩话、潮州话、海陆丰福佬话、台湾话(台语)、海话、雷州话、海南话、苍南话等,其中只有说漳州话、泉州话、厦门话、龙岩话、台湾话和苍南话的居民能“比较顺利的”沟通。

  泛闽南人包括如下:

  福建南部泉州、漳州、厦门(包括金门)三地的居民;

  大田县(原属晋江地区,现属于三明市)的大部分居民;

  尤溪县的小部分居民;

  龙岩市新罗区部分与漳平市部分的居民——两地也通行闽南语,偏向闽南语漳州腔,大部分人口构成由唐代开辟漳州的陈元光将军所率领府兵的后裔组成,和漳州部分同源同宗;

  被闽南化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南靖、诏安、平和、云霄等县西部;

  莆(田)仙(游)人;

  潮汕人、湛江人以及香港、澳门、深圳、珠海、惠州、茂名、阳江等讲闽南话的人们——福建移居广东的闽南人,包括明代、清代及以后由福建莆田及泉州、漳州移居粤东、粤西的闽南人,潮汕地区和湛江地区的原居民,属于广东闽南民系;

  台湾讲闽南话(即所谓“台语”)的人们,包括被闽南化的台湾古闽越族后裔原住民平埔族;

  浙南温州平阳、苍南等地的一些居民(不少当地居民是在明清时由闽南迁入浙江,使用的语言是受吴语温州话影响的浙南闽语);

  广西北海、贵港等地讲闽南话的人们;见图31-1


图31-1 闽南话地图

  还有海外——

  海外华人大约有5000万,主要以东南亚为大宗,美加也有些,其余则零星分布数量不多,美加是传统的粤语人口移民之地,但就东南亚来说即使以漳州泉州两府移民人口数来说也远较广府人多,很多人常常以为广府人多,实乃假象,不否认粤语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借助媒体的影响力)。粤语拜香港所赐,而闽南语则靠广泛分布,印尼语和马来语中至少有511个汉语借词,其中闽南方言借词456个,占89.5%。可见闽南方言影响之大,海外华人第一方言母语为闽南语。

  还有数量庞大的被闽南化的马来人:峇峇(巴巴)娘惹(或称土生华人/侨生)是指15世纪初期开始定居在满剌伽(马六甲)、满者伯夷国和室利佛逝国(印尼和新加坡)一带的中国明朝后裔,大部分的原籍是中国福建中南部。峇峇娘惹也包括少数在唐宋时期定居此地的唐人,一般来说峇峇娘惹都是指古代中国移民后裔。这些唐宋明后裔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马来人或其他非华人族群的影响。男性称为峇峇(巴巴),女性称为娘惹。20世纪60年代以前峇峇娘惹在马来西亚是土著身份(Bumiputra),峇峇娘惹今天在马来西亚宪法上的身份和19世纪后期来的“新客”无分别。峇峇娘惹是马来独特的文化,专指中国人和马来人的后裔。据说最早是由郑和下西洋时的中国人和当地的马来女子结合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族群。峇峇娘惹文化即传统华人文化,讲闽南话和马来话。

  这些巴巴人,主要是在中国明朝或以前移民到东南亚,大部分的原籍是中国福建,小部分是广东和客家籍,很多都与马来人混血。某些巴巴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对于华人的一些传统节日,峇峇娘惹家庭非常重视,过春节,作为子孙或年幼的一辈,得跪着磕头、敬茶及祝安。逢春节、清明、农历七月及祖先忌日,都要上供祭拜祖先,供品也有讲究,要摆三牲及饭菜等,摆放八碗或十二碗的菜肴上供。

  宋元之后,历史典籍中开始有中国人到新加坡居住并与中国通商的记录。公元14世纪,中国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所造船舶可以航行到日本、东南亚等地。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海禁最严的朝代。永乐年间,除了朝廷主持的郑和下西洋之外,不许民间私自出海,其他大部分时间实施海禁。到了清朝,虽也有海禁,如顺治、康熙年间,但比起明朝已经宽松了许多,尤其在签署北京条约开放华工出境之后,更是自由。在公元15世纪明永乐年间到公元19世纪清咸丰年间下南洋的,算是南洋最早期的中国移民。

  许多在东南亚尤其是马六甲地区的土生华人,都自认是郑和下西洋时默许士卒与马来半岛土著妇女通婚之后所繁衍的后代。由于他们迁徙较早,在生活和文化上发生了极高程度的本土化,称为“土生华人”或“侨生华人”。相对他们来说,北京条约之后南下的华人移民则是百分百的华人,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土生华人分布相当广,在英属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新加坡)、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之爪哇、泰国普吉岛都有存在。槟城、马六甲、新加坡于1826年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当时马来半岛人口有两个特点,一是华人移民人口尚属于极少数,一是当地人口男女比例悬殊,于是,一些女性爪哇人(Javanese)、巴塔克人(Batak)、巴厘岛人(Balinese)、尼亚斯岛人(Nias)、武吉士人(Bugis)以女工身份进入马来半岛。富裕的华商有时把家里的异族女佣收作妾侍,或是娶了马来女性为妻,并有了混血子嗣。这些夫妻之间很自然地用当地通行的马来语沟通。丈夫虽能说马来语,但不是母语,掌握能力有限,在交谈中丈夫难免夹杂汉语方言词汇和语法习惯,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峇峇马来语(Bahasa Melayu Baba),自成一派,并且成为土生华人的母语,也成为土生华人最基本的文化特征。

  不同地区的土生华人所掌握的峇峇马来语当然也有方言差异,例如,槟城土生华人的峇峇马来语受闽南语影响较多;马六甲土生华人由于移民历史更久远,而且华人于人口比例比槟城低一些,所以马六甲的峇峇马来语受正统马来语影响较多;吉兰丹州土生华人则受到泰语的一些影响。

  在信仰上,土生华人多沿袭华人信仰如道教、儒教、佛教和华人民间信仰,土生华人对华人传统文化最执着,也保留得比较完整。上世纪初,有人把一系列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西游记》)翻译成峇峇马来文,土生华人通过这些翻译作品加深了对齐天大圣的认识,对他也更加景仰,因而形成一股祭祀热潮。他们称孙悟空为“大圣爷”、“大圣佛祖”,相信齐天大圣法力无边,可以协助信众减轻病痛,并为他们指引正确的方向。他们跟马六甲及槟城的土生华人一样,建立了祭祀“大圣佛祖”的庙宇,如上世纪初叶由一批土生华人创立、1961年正式登记的保安宫。保安宫的主神是“伍位齐天大圣”,即手持五种不同兵器的五个齐天大圣,很有特色。在饮食上,土生华人形成一套特色鲜明的独特风格。

  在峇峇马来语中,“峇峇”是从兴都斯坦语和波斯语借来的词汇,用于尊称祖父母,后来用以统称土生华人男性。由于当时新马社会主流语言是闽南语,“娘惹”(Nyonya)一词初创时是按闽南音翻译,念作“尼哟亚”,相信是借了意大利语“祖母”(Nonna)或葡萄牙语“夫人”(Donha),后来用以统称土生华人女性。

  在19世纪,土生华人在新马社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近代新加坡,一些著名侨领就是土生华人,如陈笃生、章芳林、陈若锦、佘连城、林文庆、宋旺相等。到了现代新加坡,林有福(新加坡自治邦第二任首席部长)、李光耀、杜进才、吴庆瑞、林金山(四人皆为新加坡共和国建国元老)、黄金辉(新加坡第四任总统)、陈庆炎(新加坡第七任总统)等也是土生华人。在这些人当中,除了李光耀一人终身认真学习并掌握华语之外,其他几位的华语水平极其有限。

  泛闽南人根据所处的居住地,又分为福建闽南民系,广东闽南民系,广西闽南民系,台湾闽南民系,东南亚闽南民系(内以国家再分),其他海外闽南民系(内以国家再分)等。粤东、粤西、海南2000多万,港澳200多万,福建2000多万,台湾2000多万,海外(东南亚、欧美以及全世界)4000多万(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以及浙南五省闽南系华侨华人总和),还有其余地区数百万,总共超过1亿。目前居住在闽南地区的闽南人只占泛闽南人的五分之一左右。

  “泛闽南人”的数量,其中最有争议的是“东南亚闽南人到底有多少”,这是因为:

  对世界华侨华人的数量,历来没有相对一致的估算。近年来,无论官方或民间,无论在外国或中国,对华侨华人数量估计相差都很大,从3000万到8700万都有。大体而言,东南亚以外的华侨华人集中在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有当地国官方人口普查数据和出入境数据可以利用,也有对非法移民数量的估计数据,因此,对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数据估算大体相差不大。对世界华侨华人数量的估算,关键在于把握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70%-80%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数量。由于东南亚传统华社绝大部分是二三代乃至十几代的华人,并经历多种劫难和变迁,所以各国官方和学术界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总数的估算差距甚远。此外,近20年来,又有大批中国新移民进入东南亚。他们大多为超期滞留者或非正式移民入境者,且能通过各种方式取得当地定居身份,其数量更是无从统计。

  鉴于各国官方和学术界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估计的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又是来自对如何认定华侨与华人的问题——华侨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人泛指海外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关于华侨华人数量估算的巨大差异,关键在于对何为华人标准的歧异。尤其是把混血华人都归入土著或大部分归入土著,抑或把仍有华人血统者都估算为或大部分估算为华人,都会导致数据的悬殊。

  由于印尼缺乏对华人人口的全面普查, 且印尼华人后代有相当大部分同化于当地土著, 很多底层华人及其子女仍无国籍,尚有一部分华人自认为是印尼土著或以印尼土著身份对外交往,故关于印尼华侨华人人口数量估计差距很大,有700万、1000万、1600万甚至2000 多万等相差甚远的估计。2005年,印尼中华总商会副秘书长陈立志认为,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华人人口总数约在1760万人左右,大多数从商,这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截至2007年,泰国传统泰华社会约650万,加上近20年涌入泰国的40至50万中国新移民,估计2007年的泰国华人华侨应在700万左右。由于华泰混血儿数量很大,如他们大批认同华人身份,则这个数据可能大大低估。

  截至2007年6月,新加坡的华侨华人总数约353. 5万人。

  2006年,马来西亚华人华侨总数约645万。

  2006年,文莱华人华侨约5. 6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5%。

  对缅甸华人华侨数量的估计分歧最大,有300万(2000年)、200多万(2008年)、250万(2003年)、100万( 2001年)、90万至135万(1996年)、46. 6万(1990年)、32. 48万(2007年)等,其数据相差近10倍。台湾的华侨经济年鉴估计,2000年缅甸华侨华人达300万。缅甸归侨联谊会会长粟秀玉则称,目前缅甸华侨华人有200多万人。

  2007年菲律宾华侨华人总数约150万。

  越南华侨华人总数约150万。

  推估2007年,柬埔寨华侨华人总数约70万。

  2007年老挝华侨华人总数约28万,约占老挝600万总人口的4. 8%。

  因此,估计东南亚华侨华人总数在4000万以上,如果加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峇峇娘惹,总数当在5000万人以上,其中讲闽南话的占80%以上,所以东南亚泛闽南人肯定超过4000万人。

  明朝中期实施海禁,但广州仍能作有限度的通商,使在宋元明初的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港经营贸易的闽南人南下广州以及广东沿海,明朝福建闽南地区移民广州、粤西沿海以及潮汕,但也被附近主要为广府地区的广府话又称广州话(即标准粤语)同化,在广东粤西粤东沿海有大量福建闽南移民和当地人通婚,影响了当地的民系。明清时期,闽南人口大量南下广东,特别是莆田人,这样又诱使福州人南下莆田,至今莆田话变成闽南福州话夹杂的方言。此外,梅州亦有由莆田南下的闽南人。

  南宋末年,因逃避战乱以及闽南沿海的天灾、人口过剩,几十万的闽南莆田、泉州、漳州、广东潮汕人移民到现在的海南岛,现海南汉族绝大部分人均为闽南后裔,操闽南方言海南话。

  明清时期,闽南人逐渐有北迁浙江温州的。清廷的“迁界”禁海撵空了沿海地区的居民,更是给闽南人扩张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自此闽南人夺取了浙江南部的大段海岸线,不但占了平阳、苍南,更是扩展到了玉环、温岭、舟山等地。而太平天国战乱后原本人口极其稠密的苏南地区出现了暂时性的空洞,善于抓住机会的闽南人更是从温州向宜兴等地迁徙。至今宜兴山区尚有少数说闽南话的村子。

  闽南的扩张仅止于此吗?

  那还是太小看闽南人了,事实上闽南人继续沿着海岸线北迁,有些闽南人定居在胶东半岛,部分人更是随着闯关东的浪潮远去辽东。而烟台、天津、大连等地供奉妈祖的天后宫更是体现了闽南文化在北方的影响。只是可能由于移民规模小,华北、东北的闽南人早已经被当地同化,不说闽南话了。

  今天,除了福建本省外,台湾、广东、海南、广西、浙江、江苏、江西、四川等地以及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都有“福建人”、“福建村”、“福建话”(严格来说都应该叫做“闽南人”、“闽南村”、“闽南话”才是)的存在。其分布之广泛在全国各大方言中可谓首屈一指。

  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族本位和乡土色彩,在闽南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闽南人因为远离中原,就特别注重保存历代流传的文化信息,特别害怕被边沿化。

  闽南文化中的重乡崇祖,作为一种潜在的心理意识,已经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闽台地区,在东南亚,在海外,闽南人都十分强调认宗认谱,结社建馆;通过修族谱、建祠堂、注“堂号”(如颍川、西河、陇西、太原)来凝聚家族血缘关系,记忆祖地,追溯历史,建立浓厚的乡土观念。

  闽南人十分热衷兴办教育,传承母语文化;十分重视沿袭岁时习俗,传承民间信仰(如妈祖、郑成功、清水祖师、保生大帝、郭圣王、开漳圣王等)。

  明清时代,中国的海商一旦出海,就脱离了与朝廷之间的管辖关系。闽南人即使在南洋建立起庞大的商贸关系网络,背后也缺乏朝廷的支持,因此被称作“没有国家的商人”。

  海外贸易和移民环境险恶,宗乡观念使闽南人能够相互扶持、共度险境,因而闽南人在海外的凝聚力,就主要来自强烈的宗族乡土观念和妈祖信仰。

  闽南人移居海外的历史悠久,出土实物证明至少在唐朝已经有闽南人移居东南亚,随着宋元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移民数量不断增加。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中也有来自闽南的船员留居当地者成为早期的华侨。

  明末清初更是闽南人移民海外的高潮期,移民者在东南亚的巴达维亚、马尼拉、马六甲、三宝垄等地聚居,从事着这些城市日常需要的各种营生,从做理发师、厨师、裁缝、小贩等逐渐发展到土产批发商、铁器商、布商,再到经营旅店、酒店、银行、保险等行业。集市和街市不断地聚集人气,各种各样的宗亲会、同乡会、同业会纷纷成立,成为人们怀旧叙旧的地方,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华侨社区。

  故乡的宗教信仰也被带到了海外,除了拜大伯公、拜观音、拜关公等共通的信仰,不同的方言群还有各自的小信仰。南安人有供奉广泽尊王的习俗,而安溪会馆内则会供奉着来自故乡的清水祖师,香火兴盛,不亚于故乡。

  海外华侨很自然地成为传统文化的实践者和保护者。一些在海外依然保持的闽南传统文化,因华侨的回归而从他乡重返故乡。在海外华侨与乡人的共同努力下,闽南地区祭祖先、迎神佛、演戏酬神等在公元20世纪50、60年代一度消沉的仪式和习俗得以恢复。

  闽南人与很多人想象中的并不一样,从主体上讲,他们大多数人并非真的是北方南迁的贵族或难民,当然其中确实会有一些人可能是,比如福建漳浦县一个叫赵家堡的地方发现了宋代皇族的后人,他们是从海路逃难而来,而其他的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或者出于攀龙附凤的目的才自称是中原移民罢了。有人说闽南人应该是被汉化的百越后裔,反之,畲族人则可能是保持了文化自主的百越(或者百越的西部邻居苗蛮)后裔。准确的应该说大多数闽南人是中原汉人和福建土著的“混血儿”,就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峇峇娘惹”一样。但人人都想“拉大旗当虎皮”,大树好乘凉,往大的靠,所以闽南现在到处都是“颍川衍派”(开漳圣王陈元光后代)、“九牧林氏”(林禄传人)、“太原衍派”(王氏家族)等等了。

  与北方的同胞相比,闽南人与广东人、越南人在血统上更为一致,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三者长相的相似性。在历史上,由于北方汉族势力的南下,百越人一直在南撤,向南、向南、再向南,甚至漂洋出海。中国的历史,包括现在的许多著作,都基于某种北方中心论的理念,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曾经在长江以南广泛存在的百越人的不幸和消隐。这些隐藏在北方人文化光辉里的百越人,尽管失去了自已的图腾,失去了自己的历史,可还是会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留下了一些消隐民族的心理痕迹。

  为了更好地界定闽南人的特点,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个极富特质的民系——客家人。客家人也有大量的百越血统,只是与闽南人相比,他们的汉人成分更多,甚至占据了主流,这也就是为何客家人与闽南人素来“不合”,这种不和,像是欧洲东部的雅利安人来到印度地区时与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难以相处一样。闽南人称客家人为“客”,如果都是汉人移民,会用“客”来形容对方吗?用“客”就意味着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很有可能是因为人种不同,“客”本来应该只是对南下的汉人的称呼,可随着汉文化的普及,客地越人普遍汉化,“客”便成了客家地区所有人的称谓。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闽南人不喜欢讲——就是闽南人“比较凶”,常常抢客家人的地盘,例如漳江流域、“漳州”本来就是客家人在云霄占据的地方,潮汕一带靠海的几个地方本来也是客家人为主,后来都被闽南人“强占”了;“福建土楼”大都建在客家人与闽南人交界的地方,也可以认为都是怕对方前来骚扰。

  正如人在面临压力时会有心理防御术一样,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集体,民族也会有集体性的心理防御术,以消解曾经遭到的重大挫折。作为中国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福建的百越人早在秦汉时期就陷入了中原汉族势力的统治陷阱,他们无法像南疆的族人(壮族)一样负偶固守,也无法像深逃莽林的族人(畲民)一样逃避现实、苛且偷生,留下的人要么起义,被屠杀了,要么接受汉族“殖民者”的汉化——漳州开漳圣王陈元光和他的父亲陈政无非就是中原来的“殖民”头子,这些中原来的“殖民”头子和占领墨西哥的科尔蒂斯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他们在带来铁骑与武器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汉族文化。大量心怀恐惧的百越人屈服了,他们接受了中原的王道,被招安了,因此福建的地名有那么多叫“安”、“平”、“靖”、“定”、“化”的,这些叫法,其实就是告诉人们,在历史上,这里曾经多么的充满危险。为了让自己的心理能够平衡,也为了避免被歧视,那些被招安后的百越后人纷纷采用否认的方式解决自己的土著血统问题,正如有些台湾人在日据时使用日本名一样,于是一个具有独特心理特质的人群产生了,那就是闽南人。

  这些被汉化的百越人或者“百越化”的汉人会出现什么样的特质呢?

  一、冒险精神:

  百越人素来以舟为车,可以说是一个水上民族,越来越多的生物分子学研究证明,人类具有同一个非洲祖先,人类是从非洲迁徙到亚洲的,其中有一支迁徙路线途经东南亚的沿海和海上,并分布在中国的长江以南,这支人种便是百越人,他们的外表特点是个矮脸短、厚唇高颧、皮肤暗、双眼皮。正由于百越人是越海渡海而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何百越人会以舟为车?这是原始的载具,许多地方的悬棺习俗便是对祖先驾独木舟而来的纪念,悬之高处也许是对远方故乡的遥望;为何百越人会断发纹身?断发是方便游泳,纹身是仿效水蛇;为何百越人特喜欢吃海鲜,比如吃沙虫可能就是一种百越遗俗,分布在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百越旧地的人都会吃,其中厦门人还喜欢把沙虫做成“土笋冻”成为一道名菜,广东人更是什么都吃,什么都敢吃。

  显然,百越人保留了更多的古老生活方式,这和长江以南山高林茂水深的地理环境是相适应的。现在福建还有一些依然生活在水上的百越遗民——疍民,还有一些颇有百越母系氏族遗风的山名与神名,如太姥山、太武山、临水奶奶、妈祖,太姥、太武、临水奶奶、妈祖可能是同指母系氏族时代的女酋长。正是由于闽南人有着比较深的百越海洋文化的底色,闽南人的冒险精神也便在行船生涯中得到历炼。秦并吞八荒以来,特别是西汉时期,福建外围充满了汉人文明及文明的维持支柱——汉人政治力量,一向畏惧汉人文明的闽南百越人显然无意于在这种文明中突围,而水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水的远方是来路,是家园,是祖先神保护的故乡。于是屡受政治迫害的闽南百越人的逃亡便从海岸开始,沿水路伸展,辗转南下,在台湾和东南亚留下了大量的足迹与血脉。这就可以理解,为何闽南地区会出现与中国大陆文化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这种海洋文化和西欧的海洋文化动机不同,所以结果也不同,闽南人的海洋文化是一种回归的文化,是“逃亡”的文化,是对农耕文化“王道”的背离。

  二、缺乏“道德”感:

  正因为都是汉化的百越人或“百越化”的汉人后代,除了少数深谙汉文化精髓的人,大多数闽南人只是表面上被汉化,如放弃了留长发与纹身的习俗,但却保留了更多的百越人思想与生活习惯,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闽南人的脏话特别多,几乎是出口成脏,他们甚至把“我”说成“你爸爸”;习惯于用生殖器官来称呼同伴和好友,而不管男性还是女性;生殖器崇拜的遗迹到处都有,甚至还是某市的市雕;男女生殖器官都有很多叫法;“性事”的叫法则更多,有的很“简洁”的发音(单音节单词)在汉语里面找不到对应词语;厦门人只要开口讲三句话就会有一句“干你老娘”——这种语言上的原始性,远远超过北方被“教化”了的人们。占统治地位的中原儒家文化在闽南被草根阶层消极地抵制着,典型的便是泉州甚至出了一个叛逆的反儒教思想家李贽,可见,道家、儒家、释家的“道德”在闽南是根本行不通的。

  闽南人善于利用各种信仰,但他们决不会真正理解和“贯彻”那种信仰。在闽南地区,人们可以看到闽南人什么神都供,什么教都信。你会相信闽南人的宗教吗?他们连自己的祖先都改变了,难道就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如果他们确实喜欢上了某种宗教,对不起,他们肯定不会喜欢这种宗教的戒律。但是他们又全都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并不是所谓的“大无畏”。

  “道”之不存,言何立哉,因此,听闽南人讲话要留意一点,闽南人讲的话都是为讲话而讲话,不像北方人那样拙,会“一言九鼎”。闽南人把聊天叫洽仙、化仙,几个人在一起就是神仙会了,北京人叫侃大山,这就是区别——北京人侃大山,虽然油嘴滑腔,可内容是很厚重的,往往有历史文化的内涵;闽南人则大多聊些子虚乌有的事情。你看,闽南人泡功夫茶,决不是为了真正的喝茶,更不是心灵的冥想,也不要想象成日本的“茶道”,纯粹就是为了说细碎话而准备,至于“关公巡城”、“韩信点兵”等等——那顺口溜,不过是闽南人忽悠出来的伪茶道,闽南人功利的个性是根本不可能具有“道”的“涵养”的。

  三、功利性:

  无论闽南人多么不可靠,他们还是有一个比较让人欣赏的优点,那就是慷慨。不过这种慷慨却不是基于仁义,而是基于利益。指望一个闽南人会为了“正义”而献身,那是痴人做梦。闽南人会非常热情地接待你,可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功利心非常强。他们评论一个人,大多不会出于“道德”,而是出于显赫程度,“有钱某啥叔,没钱大失德”,也就是常人讲的“笑贫不笑娼”。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君子是很被鄙视的事情,君子是王道的载体,闽南人不是,闽南人大多是君子所厌恶的“功利小人”,大多数闽南人以功利自荣,他们彼此以功利惺惺相惜。你越功利,越有功利,他们就会越尊重你。因此,闽南是个非常具有商业潜力的地带。

  如果要继续寻找闽南人的特质,显然还会有很多,以上只是罗列了其中较为显著的三点。通过这些已经归纳出的特点,闽南人的“爱拼才会赢”本来就是建立在“离经叛道”、不守规范的基础上的,他们的成功大多是冒险性的,不守“道德”的,功利性的,他们做不到“真君子”的大义凛然、“仁者无敌”,也做不到伪君子的城府深厚,喜怒无形。

  很难想象,喜欢冒险的、没有“道德”感的、功利性强烈的闽南人却创造出独特的海洋文化——闽南海商货殖文化。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余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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