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时代--------------戴明哲(厦门)高十二组、原副校长【校友文萃】

我的高中时代
戴明哲 (厦门) 高十二组、原副校长

    想不到我会考上国光中学，实现我儿时的梦想。在我还在读小学时，每年的假期，我们村的国光中学回乡的学生常搞一些宣传活动，演一些文艺节目。记得有一次演出，戴国命先生在台上还讲了一大通外国话，我羡慕极了。国光中学的学生在我们村很风光。我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这样有名气的学校读书。有一次我们到一座叫垅头山的山上放牛。听人家说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美丽的国光中学。我站在山顶上即使是踮起脚尖仍然看不见，真是遗憾。新侨中学有十八名同学考上国光中学，编入高一年级的第三、第四两个班，我被编到第四班，班主任是苏国响老师。环境优美的国光中学深深地吸引了我。中西合璧的楼房，宽广的大操场，遍布校区的绿树，新华楼旁香气四溢的白玉兰，楼前直薄蓝天的木棉树，无不装点着国光中学大画卷。     

    国光中学不仅环境好，更有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我的数学老师有苏国响、谢绵湘、魏文荣，英语老师陈敏敏、刘子晋，物理老师杨汉聪，化学老师雷远池、余山，语文老师李建文、陈逸水，政治老师潘斯淡，体育老师吴文涛。他们都是很优秀的老师，虽然他们大都已作古，我们永远感谢他们，怀念他们。国光中学具有良好的学风，当晨曦初露时，在大操场，在后山，在教室的周边已散布年青学子的身影。当夜幕降临时，每间教室灯火通明，每个座位席无虚坐，鸦雀无声。老师宿舍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一上高中，我过去初中所学的知识缺漏，基础薄弱全暴露出来。刚开始时我最怕上英语课，老师讲的听不懂，我的语音不准确，荒腔走板，让同学笑话。我缩着头，生怕老师叫到我，哪有天大的勇气去举手。我如饥似渴地钻进书本里，一心想读圣贤书，两耳要闻窗外事。那时国光中学文艺活动非常活跃，这首先要感谢我们的老师和侨生们。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在大食堂都有学生的演出。（很可惜，这个大食堂已被拆作它用。）我从来不去看，我走进了我的天堂——教室。我遵从师教，独立思考而不妄从，对问题寻根究底，苦思冥想，终于补上了缺漏。正因为此，停课十一年后迟来的高考能再进入大学。有一次一道物理题的求解我和杨老师意见不一，我不退让，讨论了两次终于有了共同看法。期末物理考试有道附加题，我做出来了，杨老师非常高兴，形态毕露，而我倒没那么高兴，无非多得几分。他在班上说，这次附加题全年段只两人做对，其中有我们班的一个。老师是多么爱自己的学生啊！

    高中年代生活依然艰苦，但已有很大改善，饭是改善了，基本吃饱；菜没有改善，三餐都是咸萝卜饭，一碟青菜三分钱买不起，只有回家才能吃到青菜，节日吃到肉。李志敏同学是通学生，寄午膳，吃午饭时常和我坐在一起。有时他的菜多了一点，近水楼台先得莱，我可以吃上他的几口菜。我修正一下，其实他的菜也有限，为了让我吃几口就说多了。黄协力比我更惨，餐餐都是发臭的咸萝卜叶。但每年都有一个大喜的日子，食堂杀猪，每个寄宿生都可以分到一勺的香喷喷红烧肉，吃完后香留三天，难以忘怀。以后我当了老师，虽然对学生很严格，不轻易让学生请假。但如果学生羞羞涩涩地说家里过节要他回去，我一概准假。同学们都很奇怪，他们哪知道老师的过去呢？ 

    那时学生的活动很多，听报告，唱革命歌（不象现在只会唱“坐船头”之类的歌），大家胸怀理想，斗志昂扬。虽然很穷，衣衫破旧，但内心要比现在好些年青人来得富有和坚强。同学们想为祖国奋斗，读书报国。每年会安排大约两周下乡劳动，与贫下中农同住同吃同劳动。我去过九都镇，梅山镇格内村、灯埔村和罗东镇维新村。那时年青气盛，干活很用劲。由于当时正在长身体，体力劳动消耗太大，吃得饱饱的，一会儿就饿了。在维新村时，饿得不行，劳动中间休息时跑回宿舍，用咸萝卜泡水充饥。想不到回校后胃就出了大问题，经常疼痛，久治不愈。一直到上大学读书，大概由于吃得饱吃得好，基本自愈，但仍留下祸根，不小心会再犯。在学校的美好时光是在夏天下午放学之后。我们成群结队来到芙蓉溪边，跳进清凉的溪水里。同学嘻嘻哈哈，在溪里扑腾戏水，刚开始是学习蛙泳，后来常进行比赛，你追我赶，一片翻腾。我那时可以连续不停地游三千米。我们常游到红霞满天才回学校。当时还进行民兵训练，我参加了前卫排，由吴泉生老师组织，每天一大清早就起床训练。开始时用木枪练习刺杀，后来用真枪，不过那是老掉牙的步枪，学习瞄准。有一天到部队打靶，每人可以打一发子弹，如果打中了可以再打一发。由于枪太差，几乎都是脱靶，我很庆幸，打中了，又打一发。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打的两发子弹。

    一九六六年初夏，文化大革命不幸发生了，这场运动几乎葬送了我们的青春岁月。当时年青容易激动，身不由己卷入其中。学校停课，大字报贴满街头巷尾，破四旧立四新。学校成立了革委会，学校领导靠边站，有点历史问题的老师被批斗，风声鹤唳，风烟四起。有位老师受不起惊吓，自杀了。我们班八个同学决定步行串联，我们从大罗溪走小路翻山进入仙游，历五天到福州。而后改为乘车到上海，几经周折于十二月才到北京。当时的北京天寒地冻，漫天风沙，天空灰蒙蒙的，我这时才明白为什么北京妇女虽不是穆斯林，为何出门都包头巾。我带的四条长裤全穿上还不顶用，冷得直抖。我们住居民家，到大食堂吃饭，顿顿是大白菜，那大白菜很好吃，不象现在市面上卖的。由于没有衣服换洗，卫生条件又差，回家时带了满身虱子。直到月底我们才在西郊机场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我想告诉大家，那时的学生除了个别人，思想都很纯洁，乐于助人。我们八人除我以外是：黄协力，戴致家，周景培，洪砌，戴奋兴，洪瑞玉，洪月娇。有两位女同学，一路上我们为她们找房间，处处保护她们。有一次在北京的一所高校，我和一个同学正准备钱去买饭，这时，突然走来一个女红卫兵，并不说话，往我手中一塞，回头就走。我愣了一下，再看手里，是一些饭票。原来他以为我们没钱买饭，要帮我们的忙。我想赶上去还她，她已匆匆离去，只留下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背影。回家以后，我把串联路上借的钱还了，虽然有些人借钱不还占了便宜，但我对得起良心，心里舒畅。回来以后，派性斗争日趋激烈。我们班很团结，没有学生斗学生，几乎全是革造会一派。学校两派人分占了新华楼，一到三楼是革造会，四楼是八二九。有一次我和潘金元不记得因什么事晚上去梅山桥头的革委会总部。回校时不知为什么气氛突变，在梅山街头我们被对立派抓住，并派一人把我们押往他们的总部，我估计凶多吉少。到达总部时，那个人探头进门讲话。我趁其不备，突然转身往学校狂奔，那个人反应不及，又要看管另一人，无法追赶。街上有人朝我扔石头，没打中，我很快到达学校，翻过铁门进了学校。那个晚上学校后山响起了枪声，枪往我们住的地方打，没伤到人。有一天街道上还发生了武斗。我校也时有两派冲突，我一贯反对武斗，从不参与。气氛稍缓的后期，梅山街头进行两个晚上正规的辩论。在街上用桌子搭个台，台上放张桌子当讲台，配有扩音器。辩论双方轮流上台。我方是洪沏，李坤芳主辩，由于对方缺乏辩才，两场辩论我方都占上风。运动迟迟不能结束，我方组织学校复课，因为大环境还很乱，我们的努力失败。一小段时间后又停课了。学校的所谓黑帮老师，被集中到延安楼下看管，监督劳动，写检讨，背语录，受尽凌辱，非常过分。监管的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姓陈，以后也当了老师，我不知道他后悔了没有。更恶劣的是，对立派中有人给郑校长挂了牌子穿上由草席制成的所谓官服，腰上挂了用竹片做成的官带，让他每天敲着锣游街。看到可敬的郑校长，我心中落泪，我帮不了他，远远走开，惨不忍睹！天理良心何在？看到这一情景，我心中落泪，却帮不了他，只能远远走开……

    我们班上同学团结友爱，即使在那文革的荒唐时期，我们都没有内斗。在平时互相帮助，在学习、生活各方面都是如此。有一次，洪瑞玉同学挑了自家的很多杨梅，从几十里外的丰州沃柄步行到学校送给全班同学吃。由于数量多，同学们尽情享受，直吃得牙发酸。在那穷到买不起三分菜的年代，哪有钱买水果。洪瑞玉是很友善大方的人，直到现在，深受我们的敬重。戴致家同学在我人生最困难时，一直支持我，情胜手足。

    文革日复一日，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学慢慢走散，没有毕业照，没有别离筵，从此天各一方。

    神差鬼使，十六年后我回到母校当老师。工作太忙，生活压力太大，无暇他顾。但对同学的思念之情是斩不断的。三十九年后的2005年，我行动了。我想，趁我还在学校的方便召集同学，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联系到了仍然健在的大多数同学，在暑假重逢。青春年华早已逝去，劫后余生鬓发已白，满脸皱纹，泪眼相见。集会来了二十三个人，还有班主任苏老师。当年毕业我们班只有三十余人，除了去世的两人，来的人已算不少。由班主任先讲，然后每位同学发言，讲述三十九年来的风雨故事。还好，大家都还不错，真是万幸。会后聚餐，然后合影留念，依依道别，互嘱珍重，来日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