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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香师回忆录 第七章 读书才是硬道理 “上山下乡”并不是一九六八年才开始的，我的堂二哥鄂在一九六四年就上山下乡——那时候叫“青年移民”——到闽东屏南县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沟里插队落户，那个地方穷得出了名，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轮流穿是不争的事实。一九六六年，他们“杀”回城里，把“四面向”的干部们批斗了一番，后来因为没有户口在古镇呆不下去，只好又回到山区务农。 学校每个学期也要组织一次“上山下乡”，只是每次的时间都较短，一般是十来天。我们要交给房东（绝对是“贫下中农”）十几斤大米，换来的是一天三顿“臭番薯皮汤”。同我住在一起的同学们受不了，晚上买饼干来吃，我每次看到他们出去买东西，就赶紧躲在被窝里装睡，听到他们啃饼干的声音，我在被窝里吞口水。终于有一天“偷吃饼干”的事被串门的同学撞见，第二天老师发动全班同学把他们批得全哭了。 房东安排我睡的房间没有一个窗子，也没有天窗，大白天也是黑黝黝的，晚上又没有灯，不能看书。在我睡觉的床后面放着一口棺材，据说那棺材是“用过”的——这里的风俗是人死了以后先要装在棺材里土葬，七年后再打开棺材把骨头装在一个陶缸里重新埋葬。有时候棺材没有腐朽，家人会把它清洗干净搬回家给后人“使用”，据说用过一次甚至两次的棺材更加宝贵。我的理解是棺材的木质好，加上埋葬地干燥而且没有虫。 没法子看书，又没有地方玩耍，只能早早入屋睡觉。由于看过一些恐怖小说，常常会幻想着床后面的棺材里僵尸伸出手来，对我说：“我饿了。”只能用被子蒙着头睡。 最可怜的是同我们住在一家的一位女大学生，每顿“饭”吃的时候都看到她流眼泪——我们忍受十几天还可以，她还要住一年呢。 “支农”最多的还是“抗旱”——不知那时候怎么年年都有旱灾。我们自带粮食和劳动工具到学校附近的村子里，参加各种各样的农务，一分钱都没有拿，有时候连水都喝不上一口，走的时候还经常被当地农民骂：“这些学生仔把我们的工分都挣光了”！ “抗旱”有时候很壮观——成千上万的人们在一小块地里干活，到处红旗招展，口号声不绝于耳——连小孩子都懂得这只是为了拍照或者给上级领导们看的。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接龙”车水，十几层的水车一层一层地把水“车”到山坡上，只是为了上面几亩小麦！水车咿咿呀呀地欢叫着，像一首优美的交响乐。 有一次“支农”“抗旱”是到离学校较远的一个山上参加建水库，师生们晚上住在“贫下中农”家里，还要参加大队部组织的“学习愚公移山精神大干快上誓师动员大会”和“批斗‘四类分子’大会”，直到深夜，第二天清早草草吃过早饭就要带上锄头、畚箕等工具爬山到建设工地。如同以前我们见过的一样，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满眼都是“战天斗地”、“人定胜天”、“苦战一百天完成大坝工程”等等标语口号，唯独不见任何“安全”、“注意事项”。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小山坡上挖土，用畚箕挑着土下到水库堤坝，看到几百个人分成几个小组用大石头夯坝基，另外几十个人拉着一个巨大的石头轮子在来回压土。从坝基往下看下面还可以看到一个大石轮静静地躺在一条小水沟边。我询问一个老农，才知道前不久这里出了一个大事故——就是下面那个石轮惹的祸——几十个农民拉着拉着，竟把它拉到坝基边上，这边上的土还是松的，大石轮一颠，就朝着几十个人滚下去，后面扶着“轮把式”的老农吓得跑了，当场压死压伤多少人到现在还不清楚。从几十米深的沟底把大石轮“推”上来是不可能的，后来上级又从外地调来一个新的大石轮…… 那一天我们全班同学选了一处比较干净的空地做饭，正当大家围在一起有的烧火有的切菜的时候，四面八方的山上同时爆炸，原来负责炸石头的农民不知道同学们在这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我们吓得都趴在地上，幸亏空地上面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炸飞象雨点一样掉下来的碎石块，四十几个同学竟然没有一个受伤！ 那时的冬天特别冷，大清早起床还没吃早餐就得去田里劳动，赤着脚踩在冰冷的水里，象刀子割一样，很快地男女同学们手脚都出现冻疮了。回校以后，刚好遇上古镇办“物资交流会”，热闹异常，我跑步八公里到镇上，逛遍全场，终于花了三分钱买到一盒可治冻疮的“蛤蜊油”，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买“化妆品”。 我记得自己当时的学习成绩不错，数理化英语都不在话下，数学老师苏国祥第一次给我们上代数课时，刚从省师范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统配来校的他就给我们做猜数游戏，他先让我们每个人在心里想好一个数字，加上多少，乘以多少，减去多少，再除以多少，减去多少……然后让我们把最后的得数告诉他，他马上可以猜出我们刚才想的是什么数字。猜了两个都对了，我说：“老师，让我也猜猜看。”老师同意了，我真的猜出了几个同学想的数字——其实我在小学里就已经自学了部分初中的数学课程。苏老师显得非常高兴，从此对我另眼看待，有意栽培。 可惜我们班里有几个特别调皮的学生上课时故意在班上捣乱，苏老师有一次劝说无效，竟然流下了两行眼泪——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想一想他当年也就二十二岁，风华正茂，就已经下了决心要在学校里当一辈子园丁！ 全省数学竞赛时，我考了全年段第一名，苏老师鼓励我再接再厉自学后面的课程。后来他兼任高中数学课程，安排我到高中班听课，这可能是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此我开始自学高中所有数理化课程，准备提前参加高考。 由于苏老师对我格外的关怀、教导，引起我们班上有些同学的嫉妒和不满，他们不怀好意地在背后称苏老师是我的“义父”，我认了，苏老师也在心里默认了。 物理老师盛启义跟我关系也不错，常常在班上表扬我，把我当做榜样。有一次盛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要每个学生“设计”一个轮胎生产线的“计数器”，本来这个作业很简单，按照书本上的一个草图稍微改一下就行。我竟然花了一个星期天整天，详细地画了计数器及其相关的配件和电路图。作业交上去后，盛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以后会当工程师的，你的设计图差不多可以交给工厂使用了。” 后来盛老师创办了一个“物理兴趣小组”，我参加了。盛老师要我们自己装配一个收音机，我按照设计要求，只花了几毛钱买了一小块“矿石”，一捆铜线，一块磁铁，用空的万金油罐子当耳机，就组装成一台“矿石收音机”，慢慢调节还真能收到几个电台的广播，有时候“不小心”还会收到“敌台”的“反动宣传”，把我们吓得半死。 化学老师关喜敏对我也很关照，可能是我做实验比较认真，能够按照她的要求做好实验，并且常常提出自己的想法，包括实验中观察到各种现象的解释。她有很多想法，比如用硫酸铜水溶液做树叶标本，用硅酸钠水溶液加各种盐沉淀制成“假山水”等等，只有我一个人利用星期天把这些实验做出来交给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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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