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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出于蓝青护蓝 青出于蓝青护蓝 说明：2013年1月21日下午，我突然收到半个世纪以前国光中学的老同学李深水先生的电话，他说电话号码是香港的校友林智育先生告诉他的，今年10月要隆重纪念校主李光前先生诞辰120周年，要组织出版一部纪念文集，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一下子就想起10年前，为了纪念李校主诞辰110周年，李远荣撰写的大著《李光前传》，组织很多人对该著的成功写了评论，在远荣兄的母校暨南大学召开该大著的研讨会，诚邀我撰文参加，会后出版了《“李光前传”研讨会论文集》，我的这篇评论文章就收在论文集中。 此次我认真阅读这篇一万余字长文，依然十分感到亲切，内容信息还算新颖丰富，值得重视。文章基本观点，并没有过时。不过，原文有赘笔需删节、修改、订正；另外，出书当时可能时间紧，因此，文字排版错讹之处不少。我在此一一作了订正。征得李深水同学同意，我准备将此文奉上。请诸位校友指正。这篇文章还没有在芙蓉网发表过，我先给芙蓉网。欢迎批评指正。经过强调提升，更加醒目。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仅认真评价这本书，更是高度评价李光前先生传主“高贵的商人”这个人，他的事业、他的贡献、他的高尚人格。同时，重点论述了陈嘉庚和李光前的青蓝关系。 《李光前传》是李远荣著作的人物传记。这部传记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字数标明14万字，书名就叫《李光前传》；第二版本是香港名流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是1998年3月，书名《李光前传》旁边加一个副标题，叫“橡胶大王的一生传奇”，这个副标题突出其一生从事的一切工作中，橡胶业是他最显著的成就。 李远荣是我在中国福建南安国光中学从初中到高中六年的同学，毕业后各自为生活奔波，阔别42年（1959-2001），直到前年才联系，此次，远荣同学了解我尚未拜读此书，热情惠寄两个版本，我才完整读了这部文学传记。我读书中写到的李光前先生和他的岳父陈嘉庚先生，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这是两种亲切，一种是远荣兄笔下人物的亲切，一种是远荣兄文笔行文的亲切。 作者与传主关系非同一般，“李光前博士是我的同乡，论辈分，我该称他为疏堂伯父。先父在世时曾在他创办的南益橡胶有限公司服务达30年之久，并担任该公司总巡、经理等职。因而我对李光前博士耳熟能详，有着深刻的认识。”（第一章开头）这种特殊关系，自幼而长，耳濡目染，因此传记首次披露以前鲜为人知的传主非凡的人格与过人的见识，读来又新鲜又亲切感人。 作者尤其提到自己“祖孙三代受恩泽”的切身经历，笔下流露着十分诚挚的感情（第八章《取诸社会，用诸社会》）。读到这里，我不由也想到自己，实际上也有“祖孙三代受恩泽”的经历。不过不是李远荣同学这种更深切的经历，而是千千万万人都有过的共同经历。我父亲说过，他因为有中学（高中）文化程度，年轻时在新加坡，曾经在陈嘉庚先生的橡胶园，应聘当过管理员。后来又当过小学教员。我母亲是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女子初级中学四组毕业（民国20年6月，即1931年6月）。我和我二哥，都是在李光前先生创办的南安国光中学受教育。我的大学时代是在陈嘉庚先生创办、解放后又是在李光前先生巨资赞助的厦门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专业受过完整的大学本科教育。我的儿子，也是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中学接受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完整的中学教育。像我家祖孙三代，从上学到就业，得到陈嘉庚、李光前两位先生提供的机会，在中国（主要在南方），在南洋一带，岂止千千万万。陈嘉庚、李光前造福桑梓，真是功在千秋。 1998年《李光前传》名流版算起，该书出版也有五年（现在已经15年）了。就在1998年，这本书就被新加坡、马来西亚评为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大受欢迎，“为他赢得了荣誉并成为他的代表作，传记文学中的里程碑。”（谭芯芯《无悔》《探微集》262页）。五年来，该书真是佳评如潮，单就1999年出版的《李远荣评论集》“评《李光前传》”栏目就收集了七篇，分别由张浚生、潘亚墩、汉闻、严奉强、马兴中、郭荣光和国光中学当年同窗校友蔡梅团七位先生。这七位先生，既熟悉文学，又熟悉商业，其中有人就是儒商，所以评述议论都很到位。我仅粗知文学，对商业相当陌生、隔膜，对这样一位儒商典范的《李光前传》如何评价，真是一大难题，故而下笔推翻不下十余次。但是，既许诺老同学写一篇评论，就勉为其难，写下如下文字，以求教于李远荣先生与各专家学者。 《李光前传》的启示，第一，是对中国传统“重农轻商”的反拨，李光前跟他的岳父陈嘉庚先生一起，汇合诸多爱国华侨，热心教育，热心公益，从根本上改变“商人唯利是图”的片面观念，而树立起现代商人富国利民的新观念；第二，是提供了现代科学经营管理的典范，科学与人文并重，李光前对陈嘉庚，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第三，青出于蓝而青敬蓝，青护蓝，青蓝交辉，李光前对陈嘉庚，在造福桑梓上彼此默契，亲密无间，一反商界某些彼此倾轧、互相掣肘的恶习，成为传世佳话，合作楷模。 本文就围绕这三方面来谈。 一、高贵的商人（为商人正名） 社会百业，只要是怀着正派、热诚、进取的心态敬业。每一行业都是高尚的职业。但是，在中国长期因袭的“重农轻商”观念影响下，从商遭到社会舆论的轻蔑。“商人”在社会用语的辞典中，几乎变成贬义词。这是很不公正的一件事。 这件事在近现代以来，开始有了改观。国父孙中山先生组织领导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皇朝，结束封建帝制，建立总统制的民主制度，成为首任大总统。孙中山成为永远的现代第一伟人，这是任何学术贩子都无法改变的事实。那么，孙中山是靠什么、靠谁、经过无数艰难险阻取得成功的呢？其中最主要的，是靠商人。美国费正清、刘广京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九章“共和革命运动”提供了重要观点和科学数据。书中写道：“孙中山的第一个革命团体”，“最大的职业成分是商人（42%）和手工业者（18%）”。“孙中山的追随者中间主要是海外华侨，他们大多数是业主，也包括某些大企业家和各式各样的劳动人民。”“同盟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孙中山筹集的款项，特别是他从华侨中间筹集的款项。这一点使孙中山的追随者的发言有了分量，他的个人影响也因华侨的财政支持而得到加强。除了许多小的捐助者外，还有几位富户也捐助了巨款：其中有些人是孙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学生们的亲戚或朋友，还有些人是不属于任何派系的。”（第561-563页）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巨大影响力，李远荣的《李光前传》也有相当真切的记述：“孙中山鼓吹革命及兴中会进行武装起义的时期，而海外华人多同情孙中山的革命党。”李光前不仅支持孙中山，而且还参加了同盟会。（第14页、18页） 孙中山领导起义失败的次数很多，每次失败后，他总不气馁，愈挫愈奋。他重新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筹款，购买枪炮弹药，物资给养，就是向以上这些人募捐，就是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商人。我不知道，在辛亥革命前前后后经历中，有没有专门的研究，统计商人赞助革命金额的数据，它的总数是多少？而且，据我所知，捐献者都没有要求回报，许多人恐怕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如果我这些表述不谬，那么，合理的推论应该是： 近现代以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结束帝制走向共和，在这个历史的转捩点上，孙中山的追随者中，社会各业，要数商人贡献最大，人数也最多。上引数据，商人42%，手工业者18%，两项相加，就占60%，殊为可观。这一事实是否可以说明：在中国历史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商人最识大体，最有现代眼光，同时也最无私。 以上事实——铁的事实说明，在中国社会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商人以自身行动，向世人昭示，商人是高贵的，为了时代的进步，他们是无私的，颇有伟大、高尚的奉献精神。 但是，也许是顽固的社会风尚所致，“高贵的商人”，在中国差不多是没有人说的，甚至很少人愿意承认。虽然，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商人地位明显提高，许多“新型商人绅士”被任命为省议会首脑，1912年根据当时的农商部统计，“商人阶级中最富有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150至200万人”，“商会多达794个，说明商人阶级遍布全国。”（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第31页、820页）但是，商人的地位，在20世纪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得到巩固，直到世纪末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商人逐步向企业家、实业家过渡，才重新得到重视，社会地位也才得到真正的提高。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商人”多作正面、肯定性评价。莎士比亚（1564-1616）名剧《威尼斯商人》，主人公安东尼奥就是一位“高贵的商人”。在他蒙难时期，就有20位商人挺身而出，为他伸张正义，这20位商人，都是正直、正经的商人，体面的商人。“商人”在文艺复兴时代，就是褒义词，商人是有身份的高尚的职业。尤其是安东尼奥，他的朋友巴萨尼奥（一位年轻正直的商人）说他是“一个心肠最仁慈的人，热心为善，多情尚义，在他身上存留着比任何意大利人更多的古代罗马的侠义精神。”（《莎士比亚全集》第三卷第60页） 在中国，虽然有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商人起到积极作用这一事实，但是，作为高贵的商人的社会形象，似乎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也没有人理直气壮地为商人的正当名誉正名。李远荣《李光前传》给人们的第一个启示，也是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谁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在中国最广大的民众中，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最大多数的人群中，为中国商人正名，为中国商人树立了光辉形象？《李光前传》本身就作了回答：是陈嘉庚，是李光前，是这样两位商人中的伟人。 似乎可以这样说，陈嘉庚是改变中国人对商人成见社会旧俗的第一人，是树立商人高尚形象最有影响的第一人，陈嘉庚的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无人可比。很有意思的是，商人支持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似乎还不如商人热心教育、赞助社会公益所造成的口碑，所造成的影响更大。十年前，我曾经应集美大学中文系翁爱众老师推荐，为传记小说《陈嘉庚》写过一篇评论，当时就想过这个问题，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陈嘉庚一生的业绩，支持孙中山推翻满清统治，全力以赴兴学救国，动员侨商资助抗日战争，他毕生的行动，都是基于他对国家对民众的热爱……‘华侨乃革命之母’，孙中山对华侨的崇高评价，其中就包括陈嘉庚先生在内。不过，辛亥革命时代的志士仁人，数不胜数，认真说起来，这一功绩构不成陈嘉庚最显著的特色。陈嘉庚一生最显著的特色，是作为一位杰出的企业家，作为一代雄踞世界商坛的橡胶大王，却轻财重义，倾资兴办教育。”（《开放的民族性格》《陈嘉庚研究》1992年总9期第54页）陈嘉庚的儿子陈国庆在《回忆我的父亲陈嘉庚》一书中写道：“从1923-1925年三年中，他获得的总收入达1100万元。他赚的钱大都用到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他说：‘钱从人民中来，又回人民中去’，‘取诸社会，用诸社会’，这是他的格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第14页） 关于陈嘉庚倾资办学的具体数字，李远荣《李光前传》中有更具体、更详尽的统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光前传》写到李光前先生的长子、陈嘉庚先生的外孙李成义（李氏基金主席）说的话：“李氏基金从开始设立到现在，一向都是广泛全面地去帮助社会各阶层的各种需求，以后还是会走广泛济世的路线。”（第183-184页） “广泛济世的路线”，既是对李光前先生无私于公益、教育事业的概括，更是对陈嘉庚首创的无私创办赞助教育公益事业精神的概括。陈嘉庚、李光前以及李光前的儿女们，一脉相承，陈嘉庚精神更形成广大的辐射圈。陈嘉庚先生在前，李光前先生随后，现在扩大到成千上万倾资公益，倾资教育大大小小商人。他们用自身的高尚行为替商人正名，树立商人并非唯利是图，而是爱民济世，是真正高贵的商人，社会风尚为此而产生大转变。这是新时尚，是新的主流。 陈嘉庚开辟的济世路线，他的女婿李光前是第一个最得力的实践者。陈嘉庚的处世格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李光前是最忠诚最实在的执行者，《李光前传》第八章，即以陈嘉庚这一格言为章目。李光前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就是成立“李氏基金会”，书中写道： “在他成功地建立庞大的企业王国，成为亿万巨富之后，他能先天下之忧而忧，严以律己，慷慨助人。李光前的助手们赞扬说：‘对于社会公益事业，李光前先生往往一掷千金而毫不吝惜。但在个人生活方面，李光前甚为克己。’为赞助教育、文化、医药、社会福利以及学业优良的清贫学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李光前于1952年3月29日创立‘李氏基金’，把南益集团公司的部分股份捐作基金。1960年‘李氏基金’一分为二，分别在新、马两地设立，1965年5月又在香港设立‘李氏基金有限公司’以照顾不同的慈善需求。1964年，李光前又将其名下的全部南益股权（即总股份的48%）悉数捐献给‘李氏基金’，‘李氏基金’成了南益集团最大的股东，每年所得的股息则全部作为永久的慈善公益用途。”（第126页）值得注意的是，1967年6月2日，李光前先生逝世，在安葬之后的第二天，李光前的子女就在报章公开宣布：“李氏基金，决不因李光前先生的去世而有任何影响。”书中评道：“李光前点燃的火种不灭，代代相传，前辈的事业在后辈的手中得以发扬光大，李光前的慈善、无私、慷慨的崇高品德，已经真正有了继承人。”（第180页） 从李光前先生和他的岳父陈嘉庚先生身上，不是也充分具备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笔下那种高贵的商人安东尼奥的品质吗？“心肠最仁慈”、“热心为善，多情尚义”，不是“古代罗马”而是古代中国的“侠义精神”。从陈、李二位先生的全部实践、全部行为看，不是远远超过文艺复兴时期西方“高贵的商人”吗？陈嘉庚、李光前高于文艺复兴的地方，还在于莎士比亚笔下仅仅是文学形象，而陈嘉庚、李光前却是现实中活生生的真人，而这种真人，从上世纪以来，不是愈来愈多了吗？ 二、人文与科学（青出于蓝而青于蓝） 《李光前传》是一部深入浅出的书，严奉强《一个“平民伟人”的人生传奇》头一句就是：“读《李光前传》，犹如读一部耐人寻味的传奇故事。”潘亚墩则以《新型伟人传记赏读》为题。“耐人寻味”、“赏读”并不是客套。要能寻出此书内在之深味，要能赏读出此书之妙处，是要费一番心思的。这种难度，首先是李光前一生是一部大书，其次是《李光前传》以十分经济的文笔，以“史笔”的朴素和忠实，对李光前一生的素描。因为简朴，没有多少“水分”，这就为读者、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阐释、解读的空间。第四章第一节，有这样一段： “李光前一向尊奉儒家思想，晚年则向往道家思想。儒家的中心思想是四维八德、仁爱、敬贤、尊老与慎终。所以，南益的人事管理与雇佣政策，也脱离不了上述的范畴。” 这本书很少议论，议论都点到为止，并且都是为当下的叙述服务的。但这段议论却有囊括全书李光前一生思想的作用。儒家思想是入世的，济世的，“四维八德、仁爱、敬贤、尊老与慎终”，都在济世的范畴，这是李光前和他的岳父陈嘉庚共同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他是由衷崇敬而继承陈嘉庚这种入世济世的儒的思想，并且有所创造和发展。 李光前的做法，是以儒为主，儒道互补，晚年以道为主。本来，“赏罚分明”应属于法家，但李光前将法家思想转为道家思想，他用的是“自然淘汰制”。试看第四章这一段：“南益并不采取开除职员的政策，除非该职员舞弊营私，或是犯下极大的错误，公司才会叫他自动辞职。不过，如果一间分行连续三年亏损，这位分行经理会被认为无能，他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另谋高就，自动请辞。那些管理橡胶厂或机房的负责人，如果三个月都连续出现赤字，也会被调职，由新人接任，以便找出亏损的症结，以求补救。”这就是“自然淘汰”，符合“道法自然”的规律。不刻意使用大学生，“善于聘用中学生”，也符合“杀鸡焉用牛刀”的自然规律。四章三节，使用退休法官的失败，改用中学生的成功，也是顺其自然的道家思想的胜利。实际上，创立“李氏基金会”是儒道互补思想的光辉范例，出发点是儒家济世思想，方法则是道家将济世持续至永远的自然流程。从第八章第三节李远荣现身说法的“祖孙三代受恩泽”可以清楚看出。 坦率说，这一节让我十分震动，并由此也十分敬佩。李远荣的父亲李五香先生是南益大功臣，后又接受李光前、陈嘉庚委托，放弃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创办国光中学，扩大国光中学，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五香先生从未以功臣自居，李远荣更不以功臣之子自居。李远荣子女四个，在难以承受学费负担的无奈之下，才向李氏基金会申请，而基金会也按正常程序让子女学校提供证明，这才获得资助。功臣之后的子女、子孙，与普通人的子女、子孙，获得李氏基金会助学资助，途径完全一样，地位完全平等。这种济世方式，已经是一种自然的流程，是儒道完美的结合。 李光前是得到陈嘉庚的赏识，栽培，才逐步走上成功之路的，没有陈嘉庚，也就没有后来的李光前。这是青出于蓝。第一章第二节“不肯冒姓领用毛毯”，第二章章目“慧眼伯乐，喜得英才”，该章有四节“陈嘉庚慧眼识英才”、“勤学橡胶业务”、“陈嘉庚喜得快婿”、“出任华商银行董事”，都是浓墨重彩，写出李光前之“青”是如何从陈嘉庚之“蓝”脱颖而出的。 那么，陈嘉庚究竟欣赏李光前什么呢？伯乐究竟欣赏钟子期什么样的曲调呢？从书中来看，陈嘉庚看人重视德才兼备，尤其看重人的品质和气节。“不肯冒姓领用毛毯”一节中，在寒流袭击下，全船唯有李光前不肯冒“陈”姓去领毛毯御寒，陈嘉庚赞他三个字：“有骨气！”“陈嘉庚慧眼识英才”一节，多年后因为一把雨伞，李、陈重逢，当陈问李当年为什么不来找他，他有意给他一份工作。李说那时年纪小，想多读书，增长知识后才找工作。陈即竖起拇指赞道：“有志气！”李光前从小不仅有骨气、有志气，而且很仁义、有义气。陈嘉庚欣赏他想用他提拔他，他却不肯“跳槽”，他要进一步读大学深造。始终保持自己的人格和主见，志向远大，不肯苟且。这种青蓝关系，青并非只是被动受益，而带主动互益。这恐怕是陈嘉庚那样欣赏李光前的更深层的原因，以致让长女许配。 不论中国商人、西方商人，能够成为高贵的商人，不论东西方，个人的品质、修养、素质都是第一位的。才干是很重要的，但是第二位的。书中写到，“当地华人有中国传统观念，是知恩图报。”（第28页）这是中国仁义传统，李光前是深受这种传统熏陶的。这种仁义传统与唯利是图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以儒家重气节、重修养为主旋律的乐曲，陈嘉庚这个伯乐，正是在李光前这个钟子期身上，找到知音。多年以后，在李光前商业成功以后，也以陈嘉庚为楷模，仗义疏财，热心教育，造福桑梓，在祖籍国，在家乡，一起演奏造福众生的旋律。 这部传记最值得注意的，不仅在于交代清楚青出于蓝的关系，更写出了青何以超出蓝，何以青于蓝。第二章最后一节第五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第三章第二节标题更明显，忠于史实，不为贤者讳：“从陈嘉庚失败中吸取教训”。李光前与陈嘉庚一个基本不同处，在于陈嘉庚接受传统教育为多，李光前则以接受现代教育为主。从“偏向虎山行”一节看，在肯不肯花十万元便宜买下英国种植家一千多英亩橡胶园这个问题上，明显表现李光前重视信息，具有前瞻性的现代眼光，远远高于他的岳父。没有得到岳父的支持，他独自筹款八万，英国人以分期付款两万的优惠条件，让李光前顺利买下橡胶园。果然，不出李光前所料，不久政府兴建公路，橡胶园的老虎绝迹，有人竟出40万买这片橡胶园，李光前一出手，短短时间就净赚30万元。这件事，不单表现李光前非凡的魄力，更重要的是表现他科学的头脑与科学的眼光。这是李光前从少年时代即重视知识学习，接受现代教育、接受现代科学思想武装的结果。 从人文看，李光前跟陈嘉庚一样，主要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教育与熏染，使他们积极入世，尤其是陈嘉庚超人的眼光与气魄，重视通过兴办教育的途径济世。陈嘉庚在这个问题上是先驱。其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取代。但是，从科学上看，李光前高于陈嘉庚，在科学的眼光，尤其是科学的方法，从这本书的记述所看，似乎也无人超过李光前。“从陈嘉庚失败中吸取教训”一节，书中写到陈嘉庚生意失败有两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机遇“遇不上好时机”不说，第一个原因是“对职员的待遇没有形成制度”似乎是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缺乏科学的经营与科学的管理。而科学管理却是李光前的强项。李光前的过人之处，不但管理科学化，从书中看，人文也科学化了，他对职工仁至义尽，管终身，从住房到退休金，他是最早实行退休金制度的企业家，真是很不简单！真是现代化的儒家。 如果说浓墨重彩，第四章“劳资关系，和谐健康”，第五章“科学管理，制度完善”，有相当充分的陈述、记录。李光前的科学管理，对职工制度化的人文关怀，乃至福利社会的制度化措施，可谓彪炳千秋，值得现代企业家效法。 三、造福桑梓 神圣同盟（青蓝交辉青护蓝） 读完《李光前传》，闭卷综合起来，可以明显感受到，从观念上看，陈嘉庚传统观念更多一些，李光前现代观念更多一些。陈嘉庚企业管理的理念，基本上是家长式管理，他招李光前为女婿，并且极为信任重用，但是再重用也是以陈为家长，唯家长马首是瞻。家长判断失误，坐失商机，也在所不惜。这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节充分说明。李光前基本上是家族式管理。一字之差，却大不一样。这种家族式，李光前将它科学化，而且体系化，并且开放式，不是封闭式。 李光前三个儿子都在国外接受现代化高等教育。三个儿子各有分工：长子李成义在李光前1954年退休后，接受父亲交给他的南益管理权，成为南益集团兼李氏基金会总裁。实际上是继承父业，成为新一任的橡胶大王。主要经营橡胶业，经营橡胶交易量，占世界四分之一（第89页）；次子李成智“成了世界知名的黄梨大王”（第185页），主要经营黄梨业；三子李成伟，“成了闻名世界的金融大王”（第186页）主要经营银行业，1994年评出的世界十大华裔富商、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的，李成伟是其中之一。在第五章第二节“永保李氏家族控制权”中，确实有很科学很严密的思维和制度化的持续不变的稳定措施。李光前后来之所以有如此巨大辉煌的成就，倘若不是后来离开陈嘉庚公司，出来创立南益，是断然做不到的，《李光前传》做了客观而妥帖的陈述。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陈嘉庚的高级职员纷纷自行创业，李光前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其实，这也在儒家思想范畴之中。儒讲“义”，也讲“权”。也就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不是坐以待毙。儒家思想并不“迂”，“迂腐”对谁也没有好处。 这部书其实有多处浓墨重彩处，“浓墨重彩”是我夸张的说法，其实，该书行文有度，相当平和，乃至平淡（杜绝一切夸饰用语）。我所说的“浓墨重彩”在于指行文背后分量比较重的地方。最后一处是最后两章，我这里要重点分析的是，李光前与陈嘉庚亲情、友情加上爱国爱民之情。 一山不容二虎，这是常言所道。陈嘉庚，李光前，虽然是翁婿关系，但是，两人都是雄踞商界大有影响的老虎。商场如战场，不用说翁婿，就是兄弟、父子，处理不好，反目成仇的，也并不少见。但是书中写道，李光前与陈嘉庚的关系，一直处理得很妥帖。两人不仅有知遇之恩，翁婿之情，朋友之情，更重要的都有爱国爱民热心教育的报国报民之情。 青出于蓝，如果青傲蓝，则为道义所不容，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没有。最美好的关系，是青出于蓝，青并不忘蓝的恩惠，青敬蓝的品德，青爱护蓝，青报答蓝，青蓝互敬。如果做到这一点，则是一种理想的青蓝关系，成为生活中一种美的境界。李光前与陈嘉庚，书中给我们显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十分感人的、很高的生活美的境界。 最能说明两人友善关系的，是两件事：第九章第二节“蜚声海内外的国光中学”，这一节又必须联系第八章第三节“祖孙三代受恩泽”来谈，以及第九章第四节“捐巨款赞助厦门大学”。概括起来说，就是创建国光中学和帮助陈嘉庚扩建厦门大学这两件事。 福建省南安国光中学，是李光前1943年独资创办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光前决定兴建新校舍，将国光中学办成规模较大的完全中学。因为岳父办教育经验丰富，特致函陈嘉庚，请他也“对厦大、集美及国专三校作一种计划，以便量力而行，不分彼此，视其对乡国本土重轻需要，设备建筑逐渐应付。”书中写道：“陈嘉庚看自己的爱婿有如此宏伟计划，欣奋之余慨然应允，于1950年由陈村牧和杨章器工程师陪同，风尘仆仆来到梅山，进行实地考察。”然后致函李光前，根据考察的结果，提出相当具体合理方案。李光前见函极为高兴和感激。后来陈嘉庚力荐李远荣的父亲李五香先生承担主持扩建国光中学繁重的工作，李光前欣然接受岳父的推荐，并设丰盛的家宴为李五香先生送行。李五香先生不负陈、李重托，十余年的辛苦，终于将国光中学建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首屈一指的最美丽的校园。这一点，我有幸正好在那一段国光中学高初中六年的学子生涯中，深有体会。 厦门大学是陈嘉庚1921年4月创办的私立大学，1937年7月改为国立大学。李光前在厦门大学初创时期，就曾经给予经费资助，帮助陈嘉庚渡过经费不济的难关。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光前更是大力资助。书中写到： “从1951年起至1959年止，由李光前捐款、陈嘉庚主持扩建的新校舍共24栋，占地面积两万四千三百九十七平方米，建筑面积五万九千零五十七平方米，使用面积三万八千三百六十五平方米，建筑造价二百七十二万余元。总建筑面积相当于解放前全校建筑面积的一倍。”（第169页） 厦门大学也是我的母校。从1959年至1963年，我在中文系就学四年。我这是第一次从书中了解母校是如何凝结着这两位高贵的华侨商人的深挚情谊和杰出贡献。让我惊叹和感动的，是李光前无私谦恭的品质。书中写道： “为了永远纪念李光前捐资扩建厦大校舍的功绩，陈嘉庚同意李光前不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校舍的意见，而用李氏祖籍福建省南安县芙蓉乡的县、乡、村名、校名和他儿子的名字，来给新建的楼房命名，以示捐资建校永不忘，爱国爱乡世代传。”（第170页） 我和我厦门大学所有的校友们，都要感谢李远荣先生撰写的这部人物传记作品，是这部书，让我们清清楚楚地了解到我们学习生活四年的母校，许多熟悉不过的楼房名称的来源：建南大礼堂原来是福建省南安县各取一个字；国光楼、南安楼、南光楼、芙蓉楼、丰庭楼、原来是这样来的。我上厦门大学开始住滨海楼，后来一直住芙蓉楼第二（芙蓉楼共有四栋）。生物馆的“成义楼”，图书馆的“成智楼“，厦大医院门诊部与住院部的“成伟楼”，原来都是以李光前先生的儿子名字命名的。饮水思源，这种恩情是不能忘的。 本文从《李光前传》提供的启示出发，粗略而郑重地研究了商人的高贵和尊贵（以正直杰出的商人为例），重点研究、认真探讨李光前先生与他的岳父陈嘉庚先生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高贵而杰出的商人，他们最后在兴办教育，扩建国光中学、厦门大学的通力合作，并且不分彼此为祖籍国、为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紧密地携起手来。这样一个结果，实际上为他们两人，为由他们两人所联系的两代人、三代人、代代人，以热心教育为中心的情感关系，合作关系，画了一个最完满的句号。 这是值得世世代代人们景仰的楷模。 2003年4月-6月1日撰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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