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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谭朝桢叔叔 当年炮三师后勤部政委谭朝桢叔叔，师政委薄能贵叔叔和后来的政委任王保叔叔，还有我爸爸，是三师里的山西老乡。谭叔叔是最南边垣曲县的，我家是晋东南沁县南洼村的。两家距离不远。三师因为是华东野战军的老底子，所以部队里以山东人和江苏人为最多。看看现在三师子弟的分布就知道了。但为什么有好几个政委是山西人呢？大概是我们山西人脾气好的缘故吧。 谭叔叔就是个非常厚道又和蔼可亲的人。文革初期，本来是副政委毛克仁叔叔负责梅山地区支左的，但他心脏不太好，一次在批斗会上被造反派弄得当场躺下进了医院。谭叔叔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摊子。那时军委有一个“八条命令”，最后一条就是要管好部队子弟。我和汝辉，尔克，王农，还有更小一点的张景校（他那时改名叫张党万，可惜没有坚持下来。我也想改名张革命或张造反，可惜老爸不批准。），都正是闯祸的年纪。我曾经有一次晚上参加国光中学的武斗，从大铁门跳下来逃命时扭伤了脚，躺了好几天不能动弹。还有一次跑去永春参加武斗，被一块砖头正打在脸上，现在还留着一块疤。所以，谭叔叔在忙碌之余，还得经常训诫我们，约束我们。免得我们惹事。说是训诫，其实谭叔叔和我们谈话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他能把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和身边发生的事，很好的结合起来。说得你心悦诚服。有时候我强词夺理，他也不生气，还是笑眯眯的，让我觉得他真比妈妈还讲理呢——老妈小时候没少揍我，我现在的许多叛逆心理和偏激心态，可能也有些源出于此吧。从前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陈诚的老丈人），因为脾气好，人称“谭婆婆”。我觉得谭叔叔倒真象个“谭婆婆”。有一回，通知我们晚上去他家谈话。那时谭家和汝辉家住一幢平房。我们去的时候，他还在吃晚饭，就是一碗面条，只见他三口两口吃完了，把碗一推，伸出袖口就抹了抹嘴。唉！这一幕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以致我当兵五年，吃完饭也总是用袖口擦嘴。我坐在他家的小板凳上，亚丽从我面前走过，正好和我一般高。一转眼，亚丽都退休了。能不让人感慨浮生如梦吗？ 我们那时都穿爸爸剩下的旧军装。领口袖口和肩膀上都打着补丁。军装是黄色的，洗久了就会泛白。我喜欢那种颜色，认为比后来的深绿军装强多了。我们也和贫下中农子弟一样，一年四季打赤脚。尔克那时教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刚学的时候非常上瘾，到处借车骑着玩。有一次骑着回家，经过警卫班的门口，警卫班长正站在那，他是师里学毛著积极分子，我听见他小声地骂“修正主义的苗子！”，吓得我再也不敢骑车回家了。看看现在李刚李双江的儿子，看看现在的“京城四少”。我们只能说，我们真是生不逢时啊！ 谭叔叔后来转业回了山西。经过福州时还去了我家。可惜当时我不在。所以谭明记不得我。但他还记得我爸爸。大多数山西人都有一种故土难离的情结。爸爸在离休的时候，也想回沁县，被我们几个子女反对掉了。但我现在渐渐越来越理解爸爸和谭叔叔了，我幻想着，将来退休回沁县老家包一块山头种树。也许这样，这辈子才算没有白活吧。 杨阿姨今年78岁了，身体还很好。和小儿子谭勇住在一起。谭明闯荡商海，不仅跑遍全国，还去了印度和越南这些新兴国家。不象在欧洲，几十年一个样，毫无生气可言。亚丽也去了省会太原。谭叔叔天上有知，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 谨以此文，怀念我敬爱的谭叔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