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坚立---身份认同的转移：南洋企业家李光前三种形象的建构

 9

毛泽东称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尽管在很多方面，李光前都被视为陈嘉庚最合适的继承者，但却未能获此殊荣。[2]最接近的一个类似称号，便是新加坡华社领袖陈六使曾称他为“华人中的第一人”。[3]

    李光前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直接的接触发生在1965年。李当时因病在上海就医，其间他曾北上首都北京，拜会了周恩来总理，后又回访了他的家乡南安。尽管他受到了有关各界的热烈欢迎，但此次中国之行并未取得任何重要成果，因为整个中国很快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966-76），所有的海外联系都遭到意识形态上的激烈反对。甚至连李光前捐建的建筑物也都被迫重新命名，以切断与海外的关联。[4]这种僵冷的关系持续了超过十年，直到1978年底邓小平施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才于1980年代得以扭转。此后，李光前故乡的县级和省级党政机关重新肯定了他的贡献，并积极与李氏家族再次建立联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曾在胡文虎“汉奸”罪名的平反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83年，他又将李光前誉为“南国之光”。[5]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前文提及的那部由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主编的南洋华人散文集于1989年出版。[6]1993年，南安又举行了盛大的李光前纪念活动，并出版了文集。[7]1997年8月，中国总理李鹏及其夫人朱琳一行访问新加坡，会见了李成智和夫人张治华，标志着中国党政机关对于李光前及其后代的肯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8]

    1978年以来，李光前作为爱国华侨代表的地位急遽提升，而这一形象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建构的。第一，强调李光前在近代中国及其民族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早在唐山路矿专门学堂求学时（即在南京暨南学堂之后），李光前就参加了中国的反满共和革命运动。他剪去长辫，并加入了同盟会，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做出了贡献。[9]他早年曾梦想成为一个工程师并建筑铁路，这与孙中山的现代化理想有契合之处。1937年，李光前和另五位新加坡华商一起买下孙中山别墅晚晴园，作为礼物捐献给国民政府，此举进一步强化了他和孙之间的关联。后来，李氏基金又为别墅的七百五十万新元全面修葺的工程慷慨捐资。2001年，

[1] 王本尊：〈乐育英才的楷模李光前先生〉，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第120页。
[2] 例如，集美教育村和国光教育村的主要主持者之一陈村牧就认为：“李光前先生是陈嘉庚的公司造就出来的杰出企业家，是继陈嘉庚先生之后又一位以倾资兴学彪炳青史的人物。从李光前先生创业有成、贡献卓著的一生，我们看到陈嘉庚精神的传承。”陈村牧：〈我受李光前先生之托创办国专学校〉，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第156页。
[3] 佚名：〈高尚的人格、辉煌的业绩：李光前先生传略〉，黄种生编：《光前裕后千秋业》，第33页。陈六使发表这一评论的时间和场合不详。“华人”这一词语通常用以泛指海外华人。
[4] 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1973年2月，李父之名“国专”二字被从南安的医院建筑中移除，直到1984年8月才恢复。郑炳山：《李光前传》，第146页。
[5] 此处之“南”字应当是指南安而非南洋，如1940年代南安县出版的一份报纸就命名为《南光日报》。关于项南为另一位福建主要资本家胡文虎平反之事，参见Huang Jianli, “Entanglement of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terrogating the Wartime Patriotism of Aw Boon Haw,”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第2卷第1期 (2006年5月)，第79-110页。
[6] 陈维龙：〈李光前先生轶事〉，李保初编：《南洋华人散文集》；另参加前文论述，注释11。
[7] 政协福建省南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纪念李光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南安文史资料》第15 辑；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泉州华侨史》第6辑。
[8] 陈思超在一篇文章的开头便提及“富有历史意义”的两张照片，一张就是在这一场合拍摄的，另一张则摄于1965年周恩来接见李光前及夫人陈爱礼之时，见陈思超：〈两代人的奉献〉，《南安文史资料》第24辑 （2002年12月），第84页。
[9] 孔德容：〈李光前生平纪略〉，黄种生编：《光前裕后千秋业》，第73页。

10

晚晴园重新开放，成为新加坡华人的一块文化圣地。[1]同样，李光前参加反日活动的经历也备受赞誉。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李光前及其夫人都参加了抗议活动。1930年代，新马地区华人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救国运动中，当时陈嘉庚已破产并退休，李光前积极与他接触，并最终说服他再次出山，承担起这一运动的领导之责。[2]

    李光前形象建构的另一主要途径，是肯定他的很多言行维护和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尽管其动机多出于社会政治考量和商业目的。一些著作强调，1947年，中国国共内战正处于关键时期，李光前坚决反对了国民党提议选举新马地区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院代表的方案。李的这一立场被誉为高瞻远瞩，与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关于国籍和公民身份的政策相一致。[3]还有人甚至混淆时空，将这1947年的事件视为李“反对台湾当局”的表现。[4]韩战结束后，李光前强烈要求英美当局解除对中国出口的禁令，这也被视为维护中国利益的举动。值得注意的是，出口禁令解除后，新加坡的第一个贸易使团于1956年8、9月间访问中国，其中就包括一位李氏南益公司的资深管理人员。[5]

    李光前爱国言行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南安“国光教育村”的巨额捐助。李光前一贯心系故土。1927年，他在马来亚买下他的第一块橡胶种植园，取名“芙蓉园”。[6]当他创立自己的公司时，为之冠名“南益”，其中“南”取自其故乡“南安”，再一次流露出他对故土的怀念，而“益”则取自陈嘉庚的橡胶公司“谦益”，以表达对陈的感激和继往开来的志向。[7]关于“国光教育村”，李光前有一套既宏大又很实际的设想，与此前陈嘉庚创建的“集美教育村”颇为相似。[8]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李于1938年捐资在家乡创建了芙蓉一、二、三、四校，分设于该村的四个区域。1939年，李光前为首的校董会决定将第一校迁至更空旷的地方，并依照李父之名将所有学校改名为国专小学，后又于1942年创建了第五校。1943年，李又继续捐建了国专中学，次年改名为国光中学。关于“国光”之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较为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国光”乃李父“国专”与李自己“光前”两个名字的结合。暨南大学的李如龙则参考了李氏族

[1]吴定基和李兆生用了两页的篇幅向年轻读者们提醒李光前在晚晴园购买和修葺中所扮演的角色，参见吴定基、李兆生编：《一代风范：李光前》，第127-28页。关于晚晴园的变迁的详情及其在新加坡文化政治和中新关系中的意义，见Hong Lysa and Huang Jianli, 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Singapore and Its Pasts (Singapore: NUS Press, in conjunction with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第181-204页。
[2]郑炳山：《李光前传》，第163-65页。
[3]时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的张楚琨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见张楚琨：〈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张楚琨讲话〉，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第8页。
[4]张琰：〈纪念李光前先生〉，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泉州华侨史》第6辑，第44页。
[5]习文〈李光前先生大事年表〉，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第219页。极有可能正是在这一情境下，《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指责李氏家族与中共合作是为了维护其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这一指责立即遭到李氏橡胶公司的否认，见《星报》1957年3月5日。这一参考文献承Hong Lysa向我指出。
[6]郑炳山：《李光前传》，第40页；佚名：〈高尚的人格、辉煌的业绩：李光前先生传略〉，黄种生编：《光前裕后千秋业》，第35页。
[7]吴定基和李兆生对该公司名称背后的涵义关联做了明确的论述，参见吴定基、李兆生编：《一代风范：李光前》，第46页。
[8]关于国光教育村的详情，参见张孙章：〈真知灼见、高瞻远瞩〉，政协福建省南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纪念李光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第161页；林和胜：〈国专学村〉，政协福建省南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纪念李光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第111-15页。

11

谱和传记文献，认为“国光”二字可能寓含“为国争光”之意。[1]

    即便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李光前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支持也没有动摇，而是继续怀着乐观和决心向前推进。1950年，他决定将国光中学搬迁，并大兴土木，修建了25幢新建筑，完工后的校园占地超过500亩，建筑面积达50,595.9平方米，国光教育村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52年，李又增设了一所国专幼儿园，从而为家乡同胞建成了一套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完备的教育设施。

    李光前这一时期重建和扩张教育设施的计划，都得到了岳父陈嘉庚的支持，后者当时已经移居中国。[2]尽管他们在中国教育计划侧重点的问题上有分歧，但二人基本上还是精诚合作的。依照大萧条时期陈嘉庚破产时达成的协议，李光前为陈的集美教育村提供了长期不断的资助。其实，1957年，李光前曾试图仿效陈嘉庚，在国光教育村内创建一所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但这一计划遭到了当时管辖这一地区的晋江地方政府的拒绝，他们倾向于将高等教育集中在附近更大的城市泉州。[3]

    关于这一事件的另一说法是，1957年春，李光前试图将国光中学转型为一所内设工厂的高等工程专科学校，但以失败告终，因为地方政府不仅倾向于高等教育集中于泉州，而且也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顾虑，担心在当地出现受海外资本家剥削的中国工厂和工人。[4]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李光前的首席助理李成枫曾言道：“光前先生对家乡、对祖国的贡献虽多，但我嫌他不足。这不足不是他不想做，是政治环境有阻碍、有苦衷。”[5]但李光前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所遇到的这些障碍和挫折，在1980年代和90年代都已撇开不谈。1993年，中国当局将李光前的国光教育村改名为“光前教育村”，并在校园内塑立了李的大型铜像，以表彰他的贡献。[6]

    李光前运用其在南洋积累的资本在中国进行教育机构的建设，并非仅限于他的祖村一地，他也曾为福建省其他地方的教育事业慷慨捐资。前已提及，他为陈嘉庚故乡集美的多项教育升级和扩张计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厦门大学的贡献。厦门大学为陈嘉庚于1921年创建，1921至1937

[1]李如龙：〈李光前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崇高品格〉，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第112-13页。郑炳山提供的一些信件显示，1944年国专中学改名为国光，其实是中国教育部与李光前协商有关命名混乱后才决定的，但郑没有解释为何选择“国光”这个词，参见郑炳山：《李光前传》，第126-27页。方觉也注意到改名是在中国教育部要求下进行的，见方觉：〈国光中学初创的有关资料〉，政协福建省南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纪念李光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第177页。
[2]陈村牧：〈我受李光前先生之托创办国光学校〉，第161-62页。郑炳山提供了1950年10月李光前与陈嘉庚关于这一计划的通信的全文，见郑炳山：《李光前传》，第130-37页。关于李光前对属下的指示及他对计划进展的密切关注，参见李金表：〈李光前信赖的兴学经办人伍远资〉，政协福建省南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纪念李光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第185-87页。
[3]郑炳山：《李光前传》，第142-43页。1993年李光前纪念会议后，南安和泉州分别出版了彼此紧密相关的两部文集，即政协福建省南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纪念李光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南安文史资料》第15 辑和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泉州华侨史》第6辑，这反映出两地之间的竞争，尤其在海外华人资源方面。
[4]潘聪谋：《回忆李光前先生办学二三事》，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泉州华侨史》第6辑，第172-73页。潘1956-1959年期间曾任国光中学的校长，他进而赞扬了李光前将学校学习与工厂实践相结合的设想，认为这与符合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观点。
[5]李成枫：〈我所知道的李光前先生〉，第20-1页。
[6]关于改名，见郑炳山：《李光前传》，第214页；关于铜像，见吴定基、李兆生编：《一代风范：李光前》，第159页。

12

年间，林文庆长期担任校长一职。该校在内战时期曾遭国民党军队空袭，破坏严重。李光前为战后校园的重建做了巨大贡献，新建了20多幢建筑，使学校的基础设施大为改观。[1]1967年，陈嘉庚去世，李又捐巨资在泉州华侨大学里设立了陈嘉庚纪念馆。

    李光前作为爱国华侨代表的形象之所以能长久保持，离不开近年来李的子女和李氏基金会在财政上和精神上的不断支持。1993年，李的次子成智出席了李光前诞辰一百周年暨国光中学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纪念活动的一项内容就是李成智为李光前的铜像揭幕。从此，李光前捐建的教育设施也改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1995年11月，李成智及其夫人回访了父亲的故乡，并启动了李成智公众图书馆和其他6个项目的建设，包括一个艺术博物馆、一个幼儿园和一幢“南益别墅”。[2]其长子成义也曾访问过南安，但关于具体时间则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1994年10月23日，另一种说法则称他是翌年与夫人一起去的。[3]成义对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和南安郑成功碑林等都有巨额捐赠，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4]同时，他也被聘为厦门大学顾问及荣誉教授。[5]此外，李氏基金会还对暨南大学文学院“现代汉语方言博士点”和“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给予了慷慨资助。[6]  1998年4月，李氏宗祠被列为历史遗产而受到保护。2003年纪念李光前诞辰110周年时，祠堂经过了大规模修复，同时，在附近的一个纪念广场上，另一尊李光前的大型铜像矗立起来，另外还设立了一个纪念堂，展览由李氏基金直接空运送来的物品。[7]

    显而易见，大多数关于李光前的著述都会论及他的下一代成员，将他们与海外华人事务紧密联系起来。李生前的言行已为这种延续性奠定了基础，他同意以其后代的名字为厦门大学的各类重要建筑命名，表示“是要让这三个儿子知道这件事，万一我千古了，希望他们尚能记住并继续关心厦门大学”。[8]  为了突出李氏父子之间的继承性，一些人甚至将李生前赢得的一些称号，分别用在他几个儿子身上，如称李成义为新“橡胶大王”，成智为新“黄梨大王”，而成伟则被称为“金融大王”。[9]

    李光前及其后代与中国重新建立的密切联系，是以将李塑造成爱国华侨的代表形象为中心点的，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即自1980年代以来岛国新加坡内部发生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此前，新加坡去政治化、去中国化以及疏远共产中国的风潮炽烈，政治气候极其严峻，在那样的环境下，这类的联系是不可思议的。

新加坡新历史叙述中的本土“先贤”

[1]关于建筑的详细清单，见南安县政协文史委：〈李光前先生捐资厦门大学简介〉，政协福建省南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纪念李光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第178-82页。
[2]李远荣：《李光前传》，第185页。在该书的第186页，李远荣称三儿子李成伟从未访问过故乡，并引用他的话说“我喜欢过与世无争的淡泊生活”。
[3]郑炳山：《李光前传》，第210页；李远荣：《李光前传》，第184-85页。
[4]李成枫、李兆生：〈李氏基金谋慈善、举仁风、造福人类〉，第85页。
[5]陈思超：〈两代人的奉献〉，第88页。
[6]王本尊：〈乐育英才的楷模李光前先生〉，第122页。
[7]吴定基、李兆生编：《一代风范：李光前》，第160-65页。
[8]郑炳山：〈李光前帮助陈嘉庚大规模扩建厦门大学〉，《泉州文史资料》第17辑（1999年12月），第90-1页。
[9]参见如郑山玉：〈略说李光前的创业精神和治业之道〉，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第155页；习文：〈李光前先生大事年表〉，第221页。

13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新加坡经历了战后争取民族独立及其后的国家建设两个阶段。在这一时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几乎完全将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和打击左派政治力量上。新加坡左派力量的重心在华文教育群体之中，执政党视之为对自身执掌权力和建设社会经济的致命威胁。在打击左派的过程中，很多华校学生和工运分子未经审判即被监禁，与华校、华文媒体和华人社团有关联的华人领袖也逐渐被孤立，丧失了独立的社会基础。

    陈嘉庚曾是新加坡华人社群最重要的领袖。1950年5月，他抛弃大英殖民政府，选择回到新中国参加建设。陈嘉庚离开新加坡后，其个人形象和活动记载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封锁了，1961年陈去世后更是如此。接替陈嘉庚担任新加坡福建会馆领袖的陈六使，也受到人民行动党的政治迫害。陈六使积极提倡华文教育，对南洋大学的支持尤力。另外，他还通过“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公开支持左派力量向人民行动党挑战。1963年，陈六使被褫夺了公民权，甚至在他1972年去世之前，其形象就已经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李光前与陈六使同辈，他接替陈嘉庚担任了两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会长（1939-40年和1946-7年）。但到1950年代中期，李光前已决定退出商界，并辞去了大部分社区领导职务。李的急流勇退以及他在处理公共事务时一贯温和低调的作风，使他避免了任何直接的或正面的政治冲击。然而，他还是和陈嘉庚、陈六使这两位华人领袖一起，逐渐消失在公众话语中。新加坡社会的去政治化和去中国化造成了全国性“健忘症”，他们的名字几乎被人们忘却了。因此，新一代新加坡人对他们知之甚少。

    1980年代早期，新加坡在历史知识的普及和华人语言文化的管理方面，都发生了重要转折。新加坡的历史叙述被加以修正，李光前等早先的华人领袖也重新获得关注，他们被赋予了一个新称谓：“先贤”。此时，华人左派力量及其同情者都已被人民行动党击垮，新加坡的经济也已建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东亚经济奇迹之一的新加坡赢得了国际声誉，但人民行动党的领袖们越来越担心西方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开始提倡亚洲价值观，鼓励民众进行宗族上和文化上的寻根活动。此前已有不少华校被关闭或改为英校，而此时政府却着手挑选了几所学校列入“特殊扶助项目”，以帮助他们保持所谓特有的“中华性质”。同时，一系列新的社会研究教科书编写出版，向学童们介绍战后及独立初期的新加坡历史，一个全国性的国民教育计划也开始启动。邓小平掌权后的中国放弃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走向市场经济，从而创造了一个诱人的全球性新市场，这也是新加坡的内政变革的动力之一。人民行动党政府放弃了原先疏远中国的政策，开始和中国重建关系，积极参与新的海外华人物资、服务和思想等方面的互动网络。一些与华人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的标志性场所也陆续设立。1995年，政府拨款500万新元建成“华裔馆”，主要致力于世界各地海外华人的公共教育、资料搜集和研究活动。  中心设在前南大校园内，该校是于1980年被人民行动党政府强行关闭，直到1991年才以“南洋理工大学”复出。晚晴园是孙中山策划反清起义时曾居住过的别墅，李光前在1937年购买该别墅并捐赠国民党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97年开始，晚晴园得到了大规模整修。2001年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之时，李光耀宣布晚晴园重新向公众正式开放。2006年3月，旨在表彰“海外华人巨大力量和不屈精神”的“华颂馆”建成，耗资780万新元。该馆座落于一块神奇乐园的中心位置，而这一地段最先是由“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于1930年代开发

http://www.chineseheritagecentre.org/aboutus.htm, 2008年11月9日上网。

14

的。[1]

    同样，陈嘉庚、陈六使等曾受争议的重要华人领袖，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非正式的重新肯定。1982年2月，陈嘉庚基金会成立，政府承认其“公共性质机构”的地位，允许该会筹集了800万新元的捐赠资金。[2]陈六使的铜像则被从储藏室里取出，重新放置在南大校园之内。1997年，为纪念陈六使诞辰100周年，还出版了一本关于其生平和演说集的书。[3]李光前也逐渐回到公众视野之中。1984年，新加坡华侨中学创校65周年，一尊新的李光前铜像于该校揭幕。同时，石君根据她对李的儿子成义的采访，撰写了一篇题为《记一代完人李光前》的文章，刊载于华侨中学的纪念特刊上。该文后被收入1993年南安为纪念李光前诞辰100周年而出版的文集之中。[4]随着亚洲价值观说法的兴起，林孝胜也于1987年撰写了一篇文章，对李光前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并将其与陈嘉庚进行了比较。大约十年后，新加坡南安会馆编辑出版了首册《新加坡南安先贤传》，其中收录了数篇关于李的文章，包括陈维龙最具权威性的传记。[5]

    2005年7月，重建后的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总部正式开放，李氏基金会为该工程捐献了6000多万新元，是该基金会最高的单项捐款之一，李光前因此再次引起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这一慈善之举也使人们想起，李光前生前就曾捐款给国家图书馆总部，并于1957年8月16日亲自为其奠基。陈维龙在其最具权威性的李光前传记中，附有一张1957年奠基石的插图，使得李此举为公众所知。[6]在新建的国家图书馆中，设有李光前参考图书馆，共占据七个楼层，并推行了一系列以李光前命名的图书工作和研究项目。2008年下半年，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一次题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陈嘉庚与李光前”的大型展览，并相应地举行了一次学术会议。[7]

    在新加坡新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历史叙述中，李光前主要被定位为本地华人社群的一位“先贤”。新加坡希望重建本土华人历史，消弭此前因政府粗暴政策而造成的心理和文化隔阂。在此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必然会产生矛盾和摩擦，而本土“先贤”这一标签和地位带有较强的概括性和模糊性，使得社团领导者和政治监控者都可以在各自的叙述中避开任何政治敏感问题。然而，选择记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难以预料的结果。作为本土先贤的李光前不是一个离群索居的隐士，他的成就和地位深深植根于其身处的各种权力关系网络之中，包括他和受其领导的民众、其他的华人领袖以及政治当局之间的关系。因此，尽管“先贤”这个称谓表面上看起来较为中性，实则有着深刻的文化政治内涵，其中存在充分的话语空间，可供我们进一步探讨李光前人生中其他一些有趣的面

[1]关于胡氏此块神奇乐园的变迁和促成华颂馆建成的各种事件，参见Hong Lysa and Huang Jianli, 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Singapore and Its Pasts，第205-30页。
[2]陈嘉庚基金是继1961年的陈嘉庚奖学基金和1968年的陈嘉庚奖学基金信托委员会之后创立的，后两个基金由于资金的缺乏而被迫中止。见‘陈嘉庚基金成立背景’http://www.tkk.wspc.com.sg/tkk/foundation/found_eng.shtml, 2008年11月9日上网。
[3]佚名编：《陈六使百年纪诞纪念文集》，新加坡：南大事业有限公司、香港南洋大学校友会, 1997.
[4]石君：〈记一代完人李光前〉，第24页。
[5]新加坡南安会馆编：《新加坡南安先贤传》，该书66-107重印了陈维龙的《李光前博士》和其他几篇关于李的文章。
[6]陈维龙：〈李光前博士〉，宋哲美主编：《新马人物志》，第33页。
[7]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这次展览由李显龙总理于2008年7月18日揭幕，至2008年12月31日结束。2008年12月28-29日举行的学术会议被命名为“陈嘉庚、李光前与现代新马”，本文早期的一个版本曾在此次会议上发表。

15

向。

    探讨的途径之一，是追问李光前的功德是否使他达到了一个真正儒家君子的标准。据说，李是根据儒家的传统习惯为其子女取名的。李的父亲其实已经放弃了根据族谱依辈分取名的方法，但李又重拾这一传统作风，其三个儿子姓名的第二个字都是以“成”字排列。[1]然而，我们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关于李父葬礼及其与家族兄弟之间相处的细节。[2]在自己的家庭生活方面，李光前被描述为一个非常顾家的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他大多在陪家人度过，而不是参加各种商业应酬。虽然李采用了现代企业结构，并聘用了非家族成员的专业管理人士，但他通过特殊的所有权分配将其商业王国牢牢控制在李氏家族手中。他的三个女儿也被包括在股权机制之内，尽管她们获得的收益比李的儿子们少得多，但这种安排不同于儒家父权制的一般做法。[3]除了儒家，李光前也对道教很感兴趣，这在华夏综合思维中是很常见的。南益公司著名的八字格言“诚实、信用、严明、谨慎”，究竟是儒家价值观的体现还是中西价值观的融合，至今难以定论。[4]

    循此路径，曾有人将李光前视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一位先驱者，但这一论断存在种种局限和不明确之处。林孝胜最早利用马克斯、韦伯、余英时及傅高义（Erza Vogel）等提供的理论框架，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他的讨论似乎是一场不分胜负的鏖战，因为关于李光前究竟应被称为一个儒者资本家还是现代混合型资本家，林的结论极其含糊。[5]林的这一思考路径得到了李天锡和李仁生的呼应，而他们所依凭的则是所谓的“Z理论”。[6]台籍马来西亚学者胡兴荣也曾尝试将李归入“儒商”之列，但同时又指出其西化的一些方面。[7]关于李光前的两部长篇传记也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郑炳南在书中用了两章的篇幅对此进行论述，称李是“儒家典型的君子型企业家”，但同时又承认其“中西合璧的企业管理方法”。[8]李远荣的传记曾得到国际儒商学会秘书长的肯定，后者称自己很乐意为这部关于“儒商”的书撰写前言，但其实李关于该问题的结论同样含糊不清。[9]

    尽管新加坡当局极力将公众对李光前等先驱人物的关注限制在商业和慈善领域之内，但李作为本土先贤的形象不可能完全去除政治色彩。在李光前担任华人社群领袖期间，英国殖民政府和后来的人民行动党都曾给与接受英文教育者以各种优待，引起华文教育界的激烈发对。李在领导华人社群提倡华人语言和文化方面所扮演的“先贤”角色，是其形象重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李

[1]郑炳山：《李光前传》，第10页。
[2]林孝胜曾简要论及李与兄弟之间的关系，见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第196、199、202页。
[3]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第206页。
[4]关于这种中、西文化的解释，见佚名：〈高尚的人格、辉煌的业绩：李光前先生传略〉，第30页。
[5]见林孝胜著《新加坡华社与华商》各章节。
[6]李天锡、李仁生：〈李光前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及其成功背景〉，第103页。“Z”理论据说是由加州大学的一位教授于1981年提出的，他认为当代企业应该接受东方思维——尤其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洗礼。
[7]胡兴荣：〈李光前：以商养儒兴学的典范〉，林水豪编：《创业与护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1，第95、96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101-3页，胡对教育和文化进行了令人费解的区分，试图以此批评李没有对“文化建构”做出任何贡献。
[8]郑炳山：《李光前传》，第64-6、72-4页。
[9]李远荣：《李光前传》，序二，第5-7页。

16

如龙就对他在维护华人语言和文化方面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进行了深入论述。[1]与此类似，李远荣在书中也引用了1946年10月20日《星洲日报》上的一篇报道，指出面对英化浪潮的冲击，李曾呼吁保存华文教育和华人文化。[2]在具体行动方面，1920年代，李光前在其第一次商业冒险中，就曾从中华民国引进过一批华文教科书，此举被认为是新加坡教育界的重要转折点之一。此外，他也因对华文学校——尤其是华侨中学和南大——提供了财政上和精神上的大力支持而备受赞誉。从1946至1947年间，他还资助了由《星洲日报》一些文人创办的“南洋学会”。后来，为了表达对母校的支持，他又于1941年4月参与创立了新加坡暨南校友会，并成为重要的资助者。[3]李光前曾先后担任了两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会长，1960年代，总商会兴建新的办公楼，他在筹款工作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932年，他接手陈嘉庚的《南洋商报》，对之进行改组，后交与弟经营。[4]林连玉在马来西亚为维护华人语言和教育而奋力斗争，结果被政府当局褫夺公民权，并没收护照和教师证，李曾亲自嘱咐手下照顾他的生活。[5]在向马来亚大学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捐赠巨额资金时，李以书面形式明确要求这些机构给予东方学更多的关注。而他对李约瑟（Joseph Needham）撰写《中华科学文明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书的资助，也被视为昭示了他发扬中华文明的信念。[6]

    但是，李光前作为华人语言和文化忠实维护者的这一形象，却难以经受对以上材料内部逻辑和细节的进一步考察。李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其根本原因并非是他在华人世界中的领袖角色，而是因为他能运用通晓多种语言的能力和策略，跨越了受华文教育者和受英文教育者的两个世界。新加坡是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李光前利用这一点，成功跨越了文化和语言的界限，并对马来群岛的其他族群有了较为深入和敏锐的了解。

    从中国接受高中教育回到新加坡后，李光前从事了几份不同的工作，其中包括为一家中文报纸做英文翻译。[7]据说他年轻时就会说淡米尔语，这可能是因为他幼年时曾在一所主要招收印度学生的英文学校呆过。至于马来语，有一种说法是他很早就已通晓，而且在视察其橡胶园和工厂的时候，可以流利地和马来人交流。[8]更多人则认为，李70岁时才开始学习马来语，但他进步神速，很快就可以用马来语交谈并发表演讲。[9]

    李光前的巨额资助在以华语教学的南大的创建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对英国殖民当局关于在新加坡只设立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设想，最初是持同情态度

[1]李如龙：〈李光前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崇高品格〉，从第106开始数页。
[2]李远荣：《李光前传》，第114-15页。
[3] Leander Seah, “Jinan University, Lee Kong Chian, and the Nanyang Connection, 1900-1942,” Biblioasia, 第4卷第1期（2008年4月）, 第34页、37页注释56。
[4]郑炳山：《李光前传》，第104-5页。
[5]李成枫：〈我所知道的李光前先生〉，第20页；另参见郑炳山：《李光前传》，第115页。此事似乎发生在1961年。
[6]吴定基、李兆生编：《一代风范：李光前》，第121页。吴、李二人对于李光前赞助李约瑟之事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认为李光前是为了引起公众去反思中国的发明如何被西方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主义者滥用来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7]目前尚不清楚李当时在哪家华文报社供职。大多数著述认为是本地最早的华文报《叻报》。但叶钟铃的文章则关注重于李在《振南报》的工作，见叶钟铃：〈李光前先生的一篇译文“中国问题”〉，《亚洲文化》第22期（1998年6月），第157-61页。
[8]吴定基、李兆生编：《一代风范：李光前》，第83页。
[9]李成枫：〈我所知道的李光前先生〉，第21页。

17

的，而且他本人也曾有意于将华侨中学转型为一所工程专科学院，这些我们都必须加以注意。这也许是他为什么一再拒绝了南大领导职位，却于1962年至1967年间受命成为新加坡大学第一位本土校长的原因。[1]在担任校长期间，李光前尽忠职守，曾于1962年3月赴欧洲考察大学的组织体系。作为最早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李光前传记作者，陈维龙对1957年新加坡大学授予李荣誉博士学位，以及1963年李受命担任该校校长一职，都予以了特殊关注，并在传记中收录了李光前校长就职演说的全文。[2]后来出版的其他传记也都效仿陈的做法，有的还进一步强调李突破中国儒家思想范围的能力，指出李在其演说的结语中，不仅引用了孟子的话，同时还提到了古希腊的西塞罗 (Cicero) 和一则马来谚语，并且阐述了新加坡和东南亚以及全世界之间的相互关联。[3]

    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李光前作为海外华人旅居者的身份发生了转换，这也成为其“先贤”形象描述的一个方面。崔贵强最早探讨了李光前身份建构的转换问题，认为二战结束后，李其实已经形成了以新加坡—马来亚为导向的身份认同。他指出，李曾在1945年6月12日发表于伦敦《时代》报刊上的一篇文章中，阐释了其关于建立一个包括印度尼西亚甚至泰国南部部分地区在内的“大马来亚”（Great Malaya）的构想，也曾抵制过国民党关于选举华侨代表的提议，并在为抗议马来亚联盟（Malayan Union）方案而举行的大罢工运动中扮演了积极角色。[4]暨南大学的李如龙也进行了类似的论述，指出李曾于1947和1949年试图对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帮会”结构进行改革，体现出其推动华人社群本土化的政治智慧。[5]一般都认为，李光前在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做出了贡献，并极大地维护了海外华人民众的利益。不管是在旧式的还是修正后的新加坡历史叙述中，李光前以东南亚为导向的本土化身份转换，都是与二战后新加坡的去殖民化和国家建设历程相契合的。而在中国方面，新的移民观念也认为，海外华人政治上转而效忠本土当局是正确的和必需的，这与“乡情”的维系并行不悖。李光前鼓励海外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并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受到各界的肯定和赞赏，有人甚至将他与一位中国政治领导人联系起来，称“他的思想与新中国周恩来总理倡导的华侨政策相吻合”。[6]

结  语

    2003年出版的那本画册，将李光前的生平和时代简化为一页页彩色的插图，由此将他介绍给了大量的年轻读者。书的封底上有一首律诗，描述了李光前的品
  

[1]陈维龙：《李光前博士》，宋哲美主编：《新马人物志》，第28页。李如龙：〈李光前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崇高品格〉，第111页，引用了陈六使的话，指出李屡次拒绝了担任南大校长的邀请。
[2]陈维龙：《李光前博士》，宋哲美主编：《新马人物志》，第45-7页。
[3]郑炳山：《李光前传》，第182-85页；王焕民甚至对李的演说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见王焕民：〈李光前先生教育思想初探〉，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第197-98页。王曾任国光中学的副校长，他对李的这种解读可以被理解为毛泽东时代思潮的回光返照，因为从1989年6月4日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申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历了一轮政治风波，而1993-95年这段时间，整个国家正处于恢复时期。
[4]崔贵强：〈李光前归属感的转移〉，新加坡南安会馆编：《新加坡南安先贤传》，第85-7页。
[5]李如龙：〈李光前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崇高品格〉，第95、99-101页。关于李光前是否完全摆脱了“帮会”式社会、经济结构及以方言族群划定的贸易分工的局限，林孝胜的结论较为模糊，有保留的态度，见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第212-13、218-20页。
[6]吴定基、李兆生编：《一代风范：李光前》，第102页。

18

格。其中一行写道：“爱我星岛养育土，恋吾故国摇篮祖。”[1]

    关于海外华人爱国主义，还有另一种同样双重而形式化的表述：“爱国爱乡，心系中华。”  [2]这一表述是1993年举行李光前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时提出的，其中前半句“爱国爱乡”，已成为二战后数百万华人移民如何适应后殖民现代性所带来的新的社会政治环境的一种简要概括——民族国家和主权是后殖民现代性的主要表征，而全球资本主义和包装式的通俗文化则是其调节力量。将新获得的国籍与故乡祖籍结合在爱国主义之下，对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执政当局都有吸引力，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所需要的策略模糊性和灵活性。而移民本身对此也表示欢迎，因为这有利于他们在政治、文化和身份等领域获得较多的回旋余地。

    当然，还有一些人似乎并不满足于此，而试图在更宏大的视域中对李光前进行定位。1984年，石君曾将李誉为“一代完人”；在1993年的李光前纪念会议上，她更以一句充满激情的话来总结自己的发言：“李光前先生不只是南安人的，不只是福建人的、新加坡的、海外华人的，他是全人类的光辉典范！”  [3]通过这一颇具有说教色彩的普世化表述，贯穿着李光前生平和时代中的各种地方性和全球性的驱动力，也就似乎达到了某种难以争取的完美、中庸境界。同时，李光前的三种形象建构也似乎融合为一，并被加冕上一层耀眼的光环。

[1]同上，封底。
[2]王本尊：〈乐育英才的楷模李光前先生〉，第119页。
[3]石君：〈光辉的典范〉，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