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厦大的日子----------李和协(香港)高十组【校友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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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厦大的日子 母校厦大即将迎来建校90周年。1966年，当笔者还是外文系二年级学生时，尽管已到“文革”前夕，当时学校仍在王亚南校长主持下，举行了颇为隆重的45周年校庆。之后母校经历了“文革浩劫”、灾后重建与发展，直到今天的辉煌，从当年区区三千学子到今天数万学生，又是一个45年。对于一所大学来说，45年也许不算很长，但对于人生，它横跨了青年、壮年乃至进入老年，当年的莘莘学子已成为退休人士。不论文革中或毕业后经历如何，六年的厦大生活始终是一段难忘的人生。 亲切的厦大 1964年8月底，当我提着简单的行李、手持录取通知书到达校门时，便有迎新的老同学带我前往“风雨操场”报到，随后又送我到囊萤楼三楼宿舍。一进门，只见一位个子不高、脚穿大头皮鞋的同学迎上来自我介绍：我叫邱贤彬，杭州一中的，你就睡我上铺吧，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我对他说，我来自南安，国光中学的。当时的邱贤彬热情爽朗，加上提前到校，向我介绍学校和外文系的情况，有助于我融入新的环境。 随后几天，我怀着新生的好奇心，在校内及周围走了走，发现除了囊萤、映雪、群贤等几座二十年代楼群外，校内的教学、宿舍搂大多以地名、人名命名。而这些命名中，又与家乡地名及华侨人名最多。例如，几栋红砖碧瓦的“芙蓉”楼，与家乡芙蓉乡同名；石墙红瓦的“国光”楼群，与母校国光中学同名；成义、成智、成伟楼，以家乡知名爱国华侨李光前先生三个儿子命名；而据说“建南大礼堂”，其名则取自“福建南安”。这些熟悉的名字使我这个来自乡村的新生对厦大顿生好感，对环境倍感亲切！后来了解到，原来解放初期，陈嘉庚先生的女婿、著名南洋实业家李光前先生曾捐出巨款，对厦大进行大规模的新建、扩建工程。李光前先生很早以前就捐助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后来并成立“李氏基金”，将其股份收益悉数捐与基金会，惠及东南亚及中国内地。笔者就读的国专小学、国光中学也都是三、四十年代光前先生在家乡创办的，其办学条件至今仍好于一般农村、甚至城市的学校。可以说，笔者是李光前、陈嘉庚先生捐资兴学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对能考上这么一所倚山傍海、绿树红花的重点大学，感到很幸运。 育人的厦大 从1964年9月到1966年6月“文革”爆发之前，虽然只有不到两年时间，却是打造专业基础，增加社会知识，锻炼个人意志的难得机会。 那时候的外文系只有二百多学生，据说是全校倒数第二小的学系。由于“偏安”于学校西南角，每天英语书声朗朗，早晨还可以从扩音器听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英语新闻，曾被认为有点“特殊”并最为“洋气”的学系。虽然学生不多，但是师资力量很强。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虽然还听不到徐元度、陈福生这些老教授的课，但是葛德纯教授的语音课、林纪熹老师的精读课和蔡丕杰教授的泛读课却为我们打下颇为扎实的英语基础。系主任刘贤彬教授在一次关于翻译技巧的大课中，以抗美援朝战争中联合国军司令名字翻译成“李奇伟”或“李奇微”为例，来说明翻译的政治性，令人难忘。为了培养讲英语的风气，李燕棠书记这位当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用英语做动员报告，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笔者在“文革”之前曾担任本年级班长，即所谓“大班长”。1965年高年级学生下乡参加“社教”后，并兼任系学生会代主席。可以说这是除专业学习外，难得的实践锻炼。作为一所前线大学，厦大民兵师将每个年级编为一个民兵连，班长担任民兵连长及武装基干民兵排长。武装基干民兵参与执行“海防哨”。虽然使用的是老式“七九”步枪和“盒子枪”，但是每月一个晚上的海防执勤、每周的擦枪保养（将武器部件拆卸，用机油拭擦干净后再复原）和经常性的操练对于每位同学、尤其是我这个民兵连长，都是前所未有的历练。除此之外还到前线部队实际锻炼。1965年暑假，我们班到黄厝某炮兵部队“下连队当兵”，每晚睡觉前都要将 “八二式”迫击炮分拆放在各自的床头，随时准备应付敌情。有一天早晨四点多，突然进行“拉练”演习，几分钟内队伍集合完毕，进入前沿战壕后，正好看到金门方面打过来的宣传弹在阵地上空爆炸，敌传单散落一地。这样的大学生活，在国内恐怕没有第二家。 “文革”印象 “厦门大学校史”（第二卷）已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做了详述。但是作为在厦大生活六年中有四年在“文革”中度过的校友，如果一点都不提及文革，这个回忆就不完整。历史对这场浩劫早已作出结论，这里只谈点个人感受和经历。 可以说，过去那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怀疑一切”以及对领袖的神化，是造成人人“争当革命派”、乃至打压对方以显示自己正确的一个主因。否则就难以理解，报纸上一提到“破四旧”，就有学生冲到南普陀将四大金刚、十八罗汉统统砸毁；也难以理解为什么“革联”、“促联”两派要同室操戈，争得个你死我活（据校史记载，有14名师生在运动中死亡）。 回想起来，笔者算是幸运的。运动初期由于“路线觉悟低”而支持了省委派来的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被冠以“铁杆保皇派”，干脆两边造反派的活动都不参加，“逍遥”起来。并由于1967年夏天的武斗及混乱而回老家数月，藉此通读了“毛选”四卷英文版。从1968年底到1970年初，厦门市 “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简称“三零办”）向厦大外文系借调一些师生到海关“清理敌伪档案”，笔者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主要是整理从1900年到1949年厦门海关和部分外国领事馆的档案资料，翻译、制作了大量卡片。卡片上交后能否查出“敌情”，不得而知，但我们却因此不必参加这期间学校里的“斗批改”，也算是一种解脱。 1970年夏天，上级对64、65级学生统一进行毕业分配，绝大部分先到军队农场锻炼。我与本年级另外三位同学于维香、刘桂萍、吴厚炉作为“外交部储备干部”分配到河北唐山某部队农场。到达后发现这里有来自全国十几所大学外文系或外语学院的两百多学生。与其它农场不同的是，这里除劳动外，还安排学外语时间。一年后，根据周总理关于要安排这批学生“回炉”进修的决定，大家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连同该校同届毕业生一起又学习了一年，然后再分配工作。三位同学分别到外贸部、七机部和交通部。笔者分配到外交部，开始了数十年的外事生涯。 后记 毕业后，七十年代笔者主要在驻外使馆工作，八十年代主要从事民间外交工作，九十年代到驻港机构工作，有幸参与及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全过程。2006年，笔者收到参加母校85周年校庆的邀请，遂相互联络一些校友返校一聚。也是在这次聚会上，同学们产生了发动外文系64级所有同学于金秋十月返校聚会的想法。 从四月到十月只有半年时间。大家说干就干，当即组成筹备小组，有的联络校友，有的筹划款项，有的安排活动。在张世芳、黄建煌、吴少端等多位热心同学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实现了36年来首次同学聚会的愿望。全班六十人来了五十多位，从风华英俊到两鬓斑白，几十年后重逢，大家只有激动与欢快，只有感叹与珍惜，只剩下美好的回忆。除了参观主校园和漳州校区、回外文学院“探亲”外，还组织了一次座谈会，畅谈毕业后各自的境遇。承蒙不弃，大家仍旧要我这个“老班长”主持。座谈中发现，毕业后大家都在不同岗位作出良好成绩。有的是中学校长、特级教师、大学教授，有的当公务员，还有的“下海”成功，做了老板，并资助这次活动。在培养子女方面也颇有成就，许多子女出国留学，有的还是“全家皆厦大，子女双博士”。虽然也有个别同学不尽如意，但是大家历经文革沧桑、改革开放，数十年后仍能健康、平安地欢聚一堂，已经是莫大的幸运。 转眼间，又迎来厦大90周年大庆，仅以此文表达对母校的怀念、感谢与支持，并祝愿厦大早日办成世界一流的学府。 2011年1月25日 注：作者李和协系厦门大学外文系64级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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