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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冻死的小猪 艾青去世之后，我已写了《莎士比亚橡树》一文悼念他。一年多来，我常想起他的诗，他的人生，其中有一件事常常折磨着我，就是他被流放到新疆时，因为饥苦，竟捡回一只冻死的小猪作为一次美餐。此事我在北京时就听说过，前三年又在田文俊所作的报告文学作品《艾青：桂冠诗人蒙冤新疆记》中看到。这篇文章写道： 艾青在连队劳动改造，工资却由农八师管理科发放，每月只发给四十五元生活费维持一家五口人生活，一日三餐吃玉米面，没有钱买香烟，没有钱给孩子们买肉吃。别人扔掉一只冻死的小猪，高瑛把它捡回来，洗得干干净净，做得美味可口。 此文收入北京团结出版社《当代中国大纪实丛书•风起雨落几鸿儒》中。这篇文章还记载，艾青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家被送入地窝子里住，窝子里没有灯光，而且过于低矮，艾青因个子高连腰也直不起来，就向“领导”要求：“起码得让我直起身子。”一些老职工不忍心，帮他往地下挖深五十公分，才勉强让艾青能伸伸腰。住在地窝子后，开始干的活是剪树枝，但造反派觉得这样便宜了“老右派”，就对艾青说：“不能让你这样的人干这样轻松的工作，从明天起打扫厕所。”就这样，艾青每天清扫十几个露天厕所，冬天粪便结成硬块，他用一根钢签去捣开，夏天粪便化了，他用大马勺把粪水舀出倒进积肥坑里……。 每次一想到艾青，就想起冻死的小猪，地窝子和捣粪的钢签。他是中国现代诗史上—枝卓越的诗笔，但他拿着捣粪的钢签；他是一位高傲的诗人，但他却在地窝子的黑暗中直不起腰；他畅饮了大堰河的乳汁而诗情磅礡，而边陲的流放地却几乎吸干了他的全部才华，只留给他—只冻死的小猪。这就是中国一代歌王的命运。 我一想到这些故事时，总是想到艾青的请求：“起码得让我直起身子!”这是一个诗人的请求，也是所有愿意成为人的人的请求。这一请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国度里都不过份。做人，最起码的权利应当拥有区别于动物的直起身子行走的权利，要求一个政权给予这点权利是天经地义的。然而，要求这点权利是何等艰难啊。权势者只要求你夹着尾巴做人，只要求你当匍匐在地的老黄牛，只要求你当螺丝钉与驯服工具，并没想起人首先是要直起身子的。艾青就因为不知道权势者的心理，所以一到延安就要求直起身子，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的文章，结果从此种下祸恨，直到一九五七年，这篇文章还再次被批判。 中国人是很健忘的。十几年前虽有伤痕文学，但也仅是伤痕而已，几阵轻风抚慰，也就愈合了。何况现在流行的是玩技巧、玩语言，倘若再说苦难，聪明人就要窃笑。然而，我却总是记住昨天，人们把冻死的小猪忘了，我却忘不了。我想，昨天留给我的不少伤痕，而是化作我的血液，脉搏，灵魂的忧伤，是连天才的诗人都直不起腰的怪诞时代留绐我的大苦闷与大困惑。今天我必须把堵在胸口上的冻死的小猪吐出来，好让自己轻松一些，好让自己也有心思去玩玩叙述的技巧和话语的策略。 选自《漫步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