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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情怀何处寻(三) 在芙蓉网上看到两则校友动态。一条是高13组4班校友去武夷山旅游，邀请了陈湛老师同行。另一条是高中74届3班校友第四次同学联谊会在山美水库举行，邀请了潘达生老师参加。两条消息引出了我许多回忆。 我在国光上初中的时候，潘老师是校团委书记，他那时才二十多岁，英挺干练，口才一流。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当然那时党的威信也高）。大约是初二刚开学的一天，潘老师把我叫去，宣布要让我当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我一听，顿时眼冒金星，身子晃了好几下方才站稳，虽然我老爸官当得不小，但我知道自己并不是这块料，因为我生性腼腆，言语木讷，在人多的场合常常不知道手脚该往哪放。如何能担当此“大任”呢。潘老师看出了我的惶恐，为我打了不少气。当年流行的价值观为“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所以也无法推辞，只好赶鸭子上架了。结果刚上任不久，就出了洋相。有一回高中同学开个什么大会，要我代表初中同学致贺辞。我上得台来，看到台下黑压压一片，先自慌了，勉强支撑着走到台前，掏出稿纸低头便念。偏偏麦克风太高了，对不上嘴，声音自然很小，一位工作人员跑过来调整，我这才想起来忘了敬礼，赶紧又举手敬礼，这下子台下绷不住了，哄堂大笑，让我结结实实出了一回丑。这一次对我的自信心打击颇大，直到两年后国庆节，老人家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我也躬逢其盛，在广场亲聆林副主席讲话。林副主席也念错了几个地方，我这才释然了，连林副主席都会念错，何况我呢。 六五年以后，学毛著运动在全国渐次展开。总政印发了《毛主席语录》（就是后来全球印刷量唯一超过《圣经》的那本），团中央也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初中生要读乙种本，潘老师对此抓得很紧，经常询问我的读书进度，还要检查学习笔记，弄得我叫苦不迭。远远看到潘老师就绕道走。 回首前尘往事，我这辈子做过最大的官就是这个学生会副主席，潘老师当年对我的教诲和栽培之恩，历久弥深，不敢稍忘。 如果说我和潘老师的关系是“公谊”的话，那么我和陈湛老师的关系就是“私交”了。因为陈老师和张基桢老师是朋友，而我又是张老师的跟屁虫，渐渐就也成了陈老师的跟屁虫了。陈老师待我，一如兄长之于小弟弟，他那时刚从福建师大毕业不久，才姿英发，潇洒不羁，不拘小节。所以我到他宿舍也很随便，翻到什么就看什么。有一回翻到一本英国小说《月亮宝石》，坐下来看，看到天黑没有看完，便又拿回家看，那时部队10点熄灯，还没看完，只好钻进被子用手电照着看，直到深夜看完方才罢手。——如果我学毛著或学功课有这股劲头，何至于如今流落番邦啊。 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源自父亲的影响。而我读了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则是受张老师陈老师的薰陶。他们对中外文学名著都涉猎颇广，经常介绍一些好书给我读。我那时年纪小，有些地方看不懂，就去请教他们，他们也总是认真为我解说。所谓良师益友，传道解惑就是这样吧。 文革期间，我们自然加入了同一群众组织。大约在六七年四月份的时候，两位老师打算去福州看看，那时称“革命串联”，我自然欣附骥尾。决定骑自行车去，梁锦超老师把他英国进口的三枪牌自行车借给我，那时有一辆三枪，无异于今天有一部卡迪拉克，上次聚会时我和梁老师谈及此事，他却不记得了。乐善好施而不图回报，梁老师确有古孟尝君之风。 我们第一天骑到泉州洛阳桥张老师家，晚上美美吃了一顿海鲜大餐。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准备当天赶到福州，洛阳桥距福州190公里，当时还是沙石路，在仙游和福清境内各有一座山，上山时得下来推着走。等骑到乌龙江渡口时，已是晚上11点多了。那时江上还没有桥，来往要靠轮渡。半夜里轮渡停航，只好坐在屋檐下等天亮。凌晨4点搭第一班轮渡过江，筋疲力尽骑到东街口附近陈老师家时，已是早上8点钟了。 陈老师的父母非常热情好客，看到我们满面风尘一瘸一拐钻将进来，一面打水让我们洗脸，一面出去张罗早点，不一会就摆满了一桌子。有锅边糊，油条，蛎饼和好几种叫不上名字的点心小吃。我是在部队长大的，早餐就是馒头稀饭，这些小吃都是平生第一次见到，真是大开眼界又大快朵颐。 我们在福州住了几天，但我对当时拜了哪些山门，取了哪些真经早已印象全无。唯一记得的就是张老师家的海鲜和陈老师家的八闽风味。 回来的时候不敢蛮干了，决定第一天骑到涵江陈文芬老师家过夜。陈老师有一位文静娴雅的漂亮女儿，我们进去的时候，她正在角落里静静地看书。我不经意地一瞥之下，竟然是小说《牛虻》，吃惊之余，敬意顿生，当世何世，当时何时？举世滔滔而惟伊独醒。有女如此，足见文芬老师家教有方啊。 从芙蓉网上的照片看，潘老师和陈老师都已两鬓飞霜了。我不知道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国光留下来的老师还有几位。但如果说，两位恩师将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国光的教育事业，应该不算溢美之辞吧。 虽然重阳节已过，我仍然想以一首“感恩”为两位恩师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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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则校友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