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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从文杂忆 今生，我注定是一个漂泊者。还在襁褓时代，父母就把我从老家福州带到闽中山城三明，我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到了31岁那年秋天，我移居香港。又过了30年，到了花甲之年，我再一次让生命去流浪，漂洋过海旅居美国加州硅谷。 我的命途多舛，做过十几种职业：小皮匠、泥水小工、铁路护工、五金工人、教师、送货员、清洁工、记者、编辑和商人等等。身份多变，唯独不变的是“爬格子”的积习。在内地时我是文艺青年，后来到了香港成了香港作家，如今跑到美国又变成了旅美作家。 蓦然想起南宋词人蒋捷的一首《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少年的放荡，中年的颠簸，晚景的孤寂，这大抵是世俗人生的写照，我自不能脱俗。如今“鬓已星星”的我，在此我想与读者诸君分享一下我读书与写作的一些趣事甚或糗事。 上小学时，我是一个顽皮的学生，总是徘徊在留级的边缘，浑浑噩噩地混到五年级。那年突然调来一位姓张的语文老师，第一次在他手上作文，得了个5分减（当时计分5分是满分）。拿到课堂上又是朗读又是点评，很多句子下面“吃”了连串红圈，还贴在墙报上让同学观摩。这下子可不得了，我走路觉得脚底生风飘飘然起来，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潜伏”的天才。谁曾想到，小学老师一次小小的激励，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从此我爱上了语文，爱上了读书，做起不醒的作家梦。 学生时代，我可谓嗜书如命。星期天、寒暑假，我都会到小县城的新华书店“打书钉、揩书油”。即是捧着书、静静地站在一个角落，只看不买，因为根本就没钱买。就这样我“打书钉”读完了四大名著、鲁迅全集、巴金的《家》、《春》、《秋》还接触了不少外国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俄国作家如契诃夫、屠格湼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等……。那年头西方作家的作品很少被翻译介绍进来，印象最深的只寥寥几本《唐·吉诃德》、《牛虻》、《血与沙》、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和一些童话。那时小城的店员相当和气，她知道你打书钉、揩书油，但只要你守规矩，不把书弄皱搞折，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你的存在。 而最让我着迷的当属私人借阅的《三侠五义》、《封神榜》、《说唐演义》等剑侠神怪的话本小说。 有一次还发生了一段书店奇缘。那天书店来了一个白须老者，他豪气干云地花五百多元买了一匣缐装书，把我眼睛的视缐都拉“直”了。须知，当年月工资普遍30多元，500元就是一年不吃不喝才能攒下。为了买书一甩一年多的积蓄，怎不令人咂舌。于是，在他拎了书走出店门时，我就被他“牵着”走了。老者走到榕树下的码头，接着上了渡船，我也跟了上去。到了对岸，我不远不近地跟随着，走啊走啊，走了七、八里路还没到。我心里嘀咕“老人的家住得好远啊!”老者似乎发现有人盯梢，特意在路边坐下小憩。我也在离他十几步远的地方蹲下。两人默然对峙许久，太阳渐渐西斜。 老者憋不住开腔了，“喂!你什么意思老跟着我啊?” 我朝他鞠了个躬，说声“对不起！”转身撒腿就跑，我要在天黑之前赶到渡口，要不渡船停航，我可要在岸边呆到天亮了。 上中学时我有一个外号叫“老夫子”。总看见我捧着本书，课息时间走也看站也看，闲着没事膈肢窝底下也总夹着本厚厚的书。有一次，我走到那里，同学们都快闪。我捉住一位“死党”问道：”为什么避开我?” 他答道：“臭。” 臭？怎么会呢？我这才想起膈肢窝底下夹着的这本《唐五代词选》。前几天如厕时，曾不小心掉进茅坑，粘了些屎。我赶忙拿去清洗，然后放在太阳下晒，还偷了母亲的花露水洒在上面。经过一番处理，我闻起来一点都不臭，他们未免大惊小怪。 我念初中二年级14岁那年，在《三明日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当时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巴童”，抵港后改为“巴桐”。这个笔名曾招来不少疑问，有的说“你取这个巴字，是否想当巴金第二？”也有的诘问“巴山夜雨涨秋池，巴山蜀水，你是四川人吗?”我不得不多次解释说明：“此巴不是彼巴，这是乡巴佬的巴！巴童就是乡巴佬的孩子。”到了香港年过而立，觉得“童”不下去了，希望自己成长起来，有所作为有所长进，能像梧桐树一样长得又高又直，于是取了个谐音，改为“巴桐”。 但“巴桐”这名号也闹出不少尴尬。到了知天命之年，有人为了表示一下“尊重”简称我为“老巴”。而老巴与老爸同音，试想一下，在某一个场合，一群男女围着我猛叫老爸，老爸声声，此起彼落，焉能不引起旁人的错愕和侧目？ 高中时，我曾赢得一个宝贵的读书机会。我生活的山城很小，这里流传一首民谣，唱道“小小三元县，三家豆腐店，城里磨豆腐，城外听得见。”山城虽小，却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图书馆设在闹市一隅的一座破旧祠堂里，它有一个内库，收藏十几万册从上海搜购的旧图书，如四库藏书、民国时期出版的书籍等等。还有不少缐装书，有的还是绝版孤本。图书管理员是一位中年妇女，莆田人，与我友善。她特喜欢我写的钢笔字。有一天，她问我“你愿意帮我抄写书的目录卡吗?”我喜出望外，嚷道“愿意!”这样我便获得进入内库的特权。 中学时代的寒暑假我几乎都在内库度过。早上开馆时，她把我放进内库，然后锁上再挂一块“内库重地，闲人勿进”的牌子。到了下午下班时，她再把我放出来。 内库里的书堆积成山，由于人手不足，来不及造册上架，都堆放散落在地上。为了防潮防蠹，还撒了许多石灰，气味呛鼻。但我根本不当一回事，如牛入园圃，蝶舞花丛，抄一阵卡，读一阵书。躺在书堆，枕书而卧，“乱啃乱嚼”，任我捧读，饱览群书，其乐无穷。 但也有遭罪的时候。有一天，女管理员家里突然有急事，提早闭馆赶回去，慌乱中忘了给我开门。我被锁在内库喂了一宿蚊子，眼睛被石灰呛得泪水直流。第二天她把我放出来时，我一脸红斑，满眼血丝!形同麻疯病人。女管理员吓坏了，连忙送我上医院，看过医生然后送我回家，连连向我母亲解释道歉。因这件事我失去了进入内库的特权，而此时我已高中毕业，接着高考名落孙山，走向社会，忙于生计，为口奔驰，也少有读书的闲暇了。 心灵的创伤无药可医，中学时的一段经历，成了我一生的痛。虽然如今我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但每次忆及，心头都不免一阵颤栗、一阵绞痛，直想呕吐。一个只有1米5高的矮小妇人就浮现在眼前，她就是我就读的山城中学的领导刘老太。 我永远记得文革前夕，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一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去上学，刚踏进校门就被叫到办公室。刘老太铁青着脸杵在门口，见了我劈头喝问道：“说！你们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枝弹药？”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道：“什么枪枝弹药？你说什么我不懂！”刘老太“啪”地一掌拍在桌上，震翻了桌上的一杯水，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你不要再演戏了！老实交代吧！”说完她“嘭”地甩门走了。早就等在门口的班干部“押送”着我到教室，刚到教室门口，全班同学举起森林般的手，握拳高呼：从宽、抗拒、打倒……我的脑袋嗡嗡作响，糨成一桶浆糊，根本听不清他们喊什么。然后是两个我最要好的同学，开始揭发检举，他们声嘶力竭地控诉我的种种劣行和对他们的毒害。一个姓戈的说，我从家里偷米和衣服给他，是想腐蚀他，拉他下水。另一姓陈的说，我到他家安慰他不要去死，目的是想跟他订立攻守同盟。 我是有好几次偷家里的东西给姓戈的，因为他家实在太穷。我是有去姓陈的家里，陪着他哭劝他别死，是因为朋友一场死了太可惜！于是乎，姓陈的落井，拉了我垫背；姓戈的为爬上去，拉了我垫脚。谁叫我是他们的好朋友呢？ 一夜之间我变成了反革命，当即革除了我学生会和校刋主编的职务。批斗会后，我首先想到我的父母，担心他们受到牵连，害了他们。我立即想到死，只有一死才能解脱，一了百了。于是，一放学我就狂奔到河边，跑到浮桥上，那时正好发大水，桥下浊流滚滚，我想都没想，一头就扎进河里。可是我是水蜉蝣，被洪水一呛，三扒两拨就游回了岸边。跳河不死，我不肯罢休，想到化学课上讲到剧毒氰化钾，一丁点就足以毙命。于是潜入化学实验室，伺机偷取氰化钾。实验室老师见我鬼鬼祟祟，立即将我驱逐出去。跳河不死偷毒不成，上吊跳楼又怕痛，终因缺乏勇气，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但令我惊异的是，反革命案突然中止了，烟消云散，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十年之后文革结束，谜底才揭开。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先说我躲过一关，但厄运并未离我而去。校方选定我为“社教四清”运动的活靶，此后对我批判的火力聚焦“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和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这次似乎铁证如山，校方收缴了我的长篇小说书稿。 事缘，高中一年级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动手写一部长篇小说，当时几乎陷入走火入魔的状态。夏天，每天放学后我搬了板凳坐在院子里写我的小说。山城酷热，蚊蚋成群，我汗流浃背，一面拍打蚊子，一面奋笔疾书。冬天，山城奇冷，手指生冻疮仍搦管不辍。就这样吭哧吭哧地写了近三年，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四十多本拍纸薄，临高中毕业终于“大功告成”。我给自己的“大作”取名为《春阳秋草》，春阳寓正面事物，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秋草寓敌人，如秋天落叶枯草，一天天烂下去。写出后，我惴惴不安地捧着书稿，送给山城文化馆搞文艺创作、当地“大文人”谷风看。谷风在文化馆阁楼上汗流浃背地读我的书稿，我连着几天都去躲在楼梯口偷瞄，紧张得心都快跳出胸口。一个星期后，谷风找到我把书稿还给我，并对我说，“书写得很好，可以寄去出版社试试，祝你成功！”谷风的赞赏，令我高兴得忘乎所以。 这部书稿除了谷风之外，只给肝胆兄弟戈同学看过，他在批斗会上揭发了此事。一轮狂风骤雨的批斗之后，我被撂在一边，不闻不问，任由我自生自灭。这样混到毕业，据说我的语文老师苦苦为我说项，校方居然让我毕业。我有幸参加了最后一届高考，但不幸的是，校方在学生鉴定、高考报名表的学校意见栏上填写了一句：建议该学生不予录取。一剑封喉，关闭了我所有升上大学之门。注定了我坎坷颠沛的一生。高考前夕校方突然发还书稿，我含泪焚稿，一页页撕下，投入炉灶烧了。 事隔十年之后，文革结束了，我才知道自己被这个陈同学连累，竟然一直蒙在鼓里。如果我那天没去他家，如果我没劝他别去死，也许我的命运会改写。但现实没有如果也没有也许。现实的人生远比虚构的小说还要曲折离奇。在此我只能扼要叙之—— 话说绰号“二流子”的陈同学结交了一个社会上的朋友，他们都是山城射击队成员，为了打猎时常偷点小口径步枪子弹。那个社会青年无业，常到陈家蹭饭。有一天他趁陈走开，用他家红灯收音机偷听了敌台，说如果大陆义士需要援助可写信到香港某某地方联系，便可获得经费。废青听了暗自窃喜，回去后编造了他是什么救国军司令，手下有几十号人，亟需要金钱，快快联络他，云云。回信地址他耍了个小聪明：山城邮局留交。一个月后他发现那封信被退了回来，插在邮局的留交布褡上。经常有人去抽起来看，信封的边角很快磨损了，废青怕得要命天天去看。观察了一个礼拜，他没发现周遭有何异样，装作若无其事取了信施施然走出，埋伏在门口的公安侦查员一拥而上，把他逮个正着。于是他就供出了姓陈的，和红灯收音机，小口径步枪子弹，等等。于是姓陈的就理所当然是救国军的成员，我该死会跑去安慰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几十名匪徒之一。当年这案突然中止的原因，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废青抓进去后，立即一五一十，连屎带尿召供得干干净净。公安判定整个件事是他一个人唱的独角戏。于是故事链断了，刘老太也无法再往下编。 高考落第后，我到一家皮鞋厂当学徒，文化大革命中，我决心弄清真相。有一天，我特地戴上红袖章，直闯山城中学去找刘老太讨个说法。平时威风凛凛的她，见了我脸色刷地变得灰白。我怒冲冲地说：“你告诉我枪枝弹药是怎么回事？”她哆哆嗦嗦地说：“没事没事，是一场误会，误会！”我又说：“你说我是反动学生，你必须给我平反。”刘老太打着哭腔说：“你看我，我现在是被打倒的走资派，天天扫地洗厕所，我哪有权利替你平反。”看到她1米5的个子，瘦成一张纸片，可怜兮兮的样子。心想，算了别逼她了，逼也没用，扭头兀自悻悻地走了。 恢复高考时，我已三十一岁，在山城中学当临时教师，为了谋一份固定的饭碗，非得做一次范进不可。而其时我已结婚，并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又因临时工不能带薪上学，为了生存只能选本地学校，而本地选无可选，华山只有一条路，三个自愿都填报了当地一家师范大专班。 那天，我正埋头答卷，突然有一颗灰白的脑袋伸到我的卷面上，档住了我的视线。我抬头一看，瞥见那个1米5的老太太，原来是当值监考官刘老太。她朝我点了点头，我诧异地发现她眼里含着泪光，我不知道她因何而哭，是对我怜悯？还是对自己忏悔？ 踏入社会后，我居无定所，工无正职。到了恢复高考，与自己的学生同赴考场，如范进中举般考入三明师范学院，做了“回锅肉”、老童生。颇感意外的是，同班同学中而立之年的我还不算最老，最大年龄的已四十出头，已担任乡镇中学的校长了，但为了一纸文凭、一份正职，争当范进，老少同窗，最高年龄差近三十岁，可谓三代同堂。联想至此，内心涌上一阵酸楚，不禁泪下。 1979年秋，我带着满身的伤痕，离开了交织着欢笑与泪水的山城，从内地移居到香港。踏入80年代，神州大地涌起改革开放大潮，那时港客腋下夹个皮包就成了港商。我身边许多“绿印客”纷纷下海，回内地经商，捞得风生水起。我却死抱笔杆子不放，继续着爬格子的生涯。结果不少朋友、熟人都发达了，团团作富翁状，我却依然两颊凹陷、面有菜色。不过我仍不悔，因为从文是我的选择，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把它走完。 1984年冬，作协福建分会与《台港文学选刊》在深圳召开闽籍旅港作家座谈会，这可谓开创了内地与香港文学交流的先河。一晃30年过去了，记忆犹新。那次座谈会上，见到了来自家乡的心仪已久的作家：郭风、张贤华、舒婷、苖风浦、季仲、蔡海滨、杨际岚等，倍感亲切。当年的照片留在相册，如今郭老、苖风浦、蔡海滨已经作古，每每忆及，怅然不已！我还曾应邀担任过选刊的特约记者，至今那本蓝色塑胶套的记者证，仍珍藏在我的书柜中。 1985年2月，我参加深港作家新春座谈会。会上作了题为《处在转变时期的香港文学》的发言，后来深圳特区报整理后刊发出来。我在那篇谈话中，阐述了一些观点，提出面临“九七回归”的历史转折，香港文学将何去何从的诘问，认为香港文学的风貌必将因之产生迥然的变化。香港素来被诟病为“文化沙漠”，其实香港并非没有文学，只是充斥了“俗文学”，诸如坊间大量的鬼古、色情和武侠小说，漠视现实，注重“票房”，片面追求感观刺激……“九七”将带来巨大冲击，港人感受到社会转型的切肤之痛，再不能对国内的变化抱持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的态度，而这种转变必将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从而加重了文学作品的现实感和政治意识，……不料谈话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数位香港“本土”作家对我的谈话观点嗤之以鼻，一连发表十几篇文章大加挞伐。我被詈骂为“挥舞大棒的文棍”、“鼻梁上画了豆腐块的文丑”等等。我也发表了几篇文章回应。这样一来被内地一些香港文学研究者定义为“关于九七回归香港文学的一场论争”。 其实，够不上“论争”，因为我几乎是孤军作战，曾感叹“两间余一卒，荷㦸独彷徨”。后来，我把这种观点融入创作实践中，写出了短篇小说《雾》。《人民日报》还为此发了一条消息，称这个短篇“生动细腻地反映了面临九七回归，香港人的心理心态和社会现实”。短篇小说《雾》曾获得《福建文学》佳作奖,入选全国《一九八五年短篇小说选》。坏事变好事，一场争论、一个短篇，竟令我在香港文坛“崭露头角”，知情的一些作家朋友至今提及当年事仍调侃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1988年我的报告文学《中国大团圆前奏曲——海峡探亲潮纪实 》获得《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二等奖，这篇文章最先发表在《福建文学》上，并由《福建文学》选送。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是建国以来中国文坛最大规模的文学评奖活动，由全国108家文学杂志联合举办、评选出一、二、三等共100名的获奖者，我是唯一一位港澳及海外获奖者。这篇报告文学被选入全国《 1988年报告文学选》,100篇得奖作品中只有6篇入选，确实暗自高兴了好一阵子。我曾出席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颁奖礼，颁奖晚会上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思潮，十分震撼。后来《人民日报》记者戴露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本来就文弱的巴桐先生，在高高的看台上显得更加瘦小。他对舞台上的演唱产生强烈共鸣，不能自已，泪流满面……” 1989至1993年我在香港华润集团旗下的《香港市场》周刋任主编。平时除看稿、改稿、签发稿之外，还负责每期刋首几百字的编者的话以及一个《市场随笔》。内容是漫谈市场的营销策略，商业谈判技巧及广告策划等，以轻松的散文笔调写经济小品文，讲求知识性和趣味性。每篇1500字左右，如果文章长就分两三期连载。三年后积累的市场随笔竟有10几万字。其时正值国内对海外市场资讯“求知若渴”，经朋友介绍与北京改革出版社一拍即合，不到半年以《征战商场》为名的市场随笔集就面世了。 由于主编《香港市场》和出版《征战商场》这本书，使我也经历了两段“奇遇”。一段是与郑州亚细亚商场的结缘，另一段是在深圳被陌生人“寻仇”。一天，在报上偶然看到亚细亚商场寻求海内外合作者的广告，我贸然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信去，不料几天后接到商场总经理王遂舟约见。我们在深圳一家小饭店见了面，一间包厢，三个人，一瓶贵州醇，我们天南海北胡侃。他是一个“懵懂”的下海弄潮的政工干部，我是一个徘徊商海岸边观浪的“秀才”。他多数时间静静地听，不大插嘴，忙着替我倒茶夹菜斟酒。这天晚上，几杯酒落肚，我神思湍飞，说：“亚细亚要办成集商场、部队、学校三位一体，并要吃喝玩乐一条龙。”向他建议一条广告词：“星期天哪里去？——郑州亚细亚”，后来又演变成“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王遂舟听了，并未当场表态，用与不用不置可否。想不到，他回去后坐起立行马上出资上千万元，在中央电视台投放这句广告词，而且一播整整播了一年。我的“三位一体”、“一条龙”的阔论也付诸实施，从而掀起轰动全国的郑州商战，造就了亚细亚神话。创造了郑州乃至全国商业的一段辉煌历史。我曾三上郑州帮他出谋划策，他送给我一枚金戒指，我回赠一条金项链，那枚戒指是王遂舟给我的唯一酬谢。那时我们视为知交，惺惺相惜，不谈功利。亚细亚成立30周年时，大河财经报写道：“（当年）三十而立的他鲜衣怒马，纵情驰骋，带领着‘野太阳’亚细亚一飞冲天，用最绚丽的燃烧璀璨了中国商业的整个天空。至今，这光芒依然耀眼，久久不散。”也许没有人想到，最初点燃亚细亚这颗野太阳星星之火的，竟是香港的一个“穷秀才”！ 题外话是：1996亚细亚神话破灭，王遂舟辞去总经理，此后并经两次中风，他走过鬼门关，到了重新站起来，走进人们的视缐已是22年后。2018年王遂舟在“第六届中国企业家发展年会”上，荣获“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卓越人物”奖。他现任拥有30家连锁院所的上海和佑养老集团董事长。 另一段“寻仇”奇遇，发生在深圳。那年夏天，散文诗泰斗柯蓝在深圳举办一个活动，我应邀参加。会场设在一家酒店内，主持人介绍来宾叫到我时我起身鞠躬。刚坐下有人走到我面前，俯身凑近耳边问道：“你是巴桐先生吗？”我答是，他说请到外面一下。灯光微弱，未看清面孔。我跟他走到门外。这时才看清是一个圆脸壮实的陌生汉子。不等我开口，他就大声嚷道“巴先生，我被你害死了！”他涨红了脸，瞪大眼睛，显然情绪亢奋。我下意识地向后退到墙边，强作镇定地说：“你是谁？对不起，我不认识你！”说着就要转身开门返回会场。“等一等，巴先生，我是来感谢您的。”我懵了，他拉着我手说了一段他的经历：原来，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市政府一个部门任职，这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不料，这铁饭碗被我的一本书摔破了。一天，他买了我的《征战商场》这本书，看得十分入迷，感到为他开启了一扇重新认识外部世界的窗户，觉得商海多姿多彩、十分有趣，是他施展才智的好地方。于是，他毅然决然辞职下海南下深圳。结果，到处碰壁，最惨的时候身无分文，流落街头，形同乞丐，未婚妻也离他而去……说到伤心处，眼泛泪光，声音哽咽。我正想安慰他几句，他却高声说，“现在好了，三年过去了，我开了自己的公司。”“哦哦，是吗？那好那好，”我如释重负，问道：“公司做什么，有多大？”答：“做外贸的，公司不大才20多个人。”好，好，我连声叫好。他又说：“巴先生，您的《征战商场》这本书仍然放在我的床铺头，我不时翻阅重温！”他突然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巴老师，真的非常感谢您！我能请您吃一餐饭吗？”我说：“不谢不谢！写书之人如下蛋之鸡，你吃了鸡蛋会去感谢母鸡吗？”说罢，我推门进入会场，跟他就此别过。 我对各种文学门类都感兴趣，多有涉足。我曾写过一部电影剧本《东瀛游侠 》，由《少林寺》导演张鑫炎执导，于荣光、杨丽菁主演。我还写过不少文艺评论和曲艺习作，因此可谓是一个“半桶水晃荡”的文艺杂家。 20多年前我与张诗剑等人创办了龙香文学社和《香港文学报》，如今龙香社已发展成为香港文学促进协会，会员近200人，是香港活跃的文学团体，为内地与香港及海外的文学交流做出了瞩目的贡献。 我虽然出了一些书，但反响未见热烈，洛阳亦无纸贵。反而我在香港出的两本非文学类的书，却出过大新闻，闹出不小动静。 2005年秋，某日，我在九龙丽晶酒店参加首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征文奖》颁奖礼。突然接到陶然电话，他说“巴老桐，你上苹果日报头条了!” 我内心一震，问道，“什么事?” 我急忙跑出街，在附近报摊买了一份报纸，赫然瞥见我写的《香港富豪奇人奇事》一书的封面印在头版，“巴桐着”三个字特别醒目。急阅，方知原委。报道说，昨天警方捣破一个刧匪巢穴。匪巢十分简陋脏乱，地上铺着一张席梦思，床头几支空啤酒瓶和散落的花生壳和饼干屑。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床头还找到一本名为《香港富豪奇人奇事》的书，这是一部搜集本港富豪发迹及生活轶事猎奇性的书，引起了警方的关注。警方在侦讯中问刧匪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刧匪说“因为对富豪的生活感到新鲜、好奇。”警方认为，不排除有人想通过这本书物色下一个作案的目标。呜乎!我这是躺着也中枪了。 另一本书叫《世界狂人》（署名郑枫），也闹出新闻。这本书写了地球上最凶狠危险的十几个狂人。书中我给本•拉登安了个绰号叫“恐怖大亨”。9•11之前这本书滞销，出版商血本无归叫苦连天。9•11后，这本书突然变成抢手货，库存一扫而光，出版商还连夜加印。《一周刊》以《箩底橙热销》为题报道了这件事，热销的原因是，该书准确地预测了五角大楼被炸云云，其实是瞎猫碰到死老鼠，却帮拖出版商无端端发了一笔横财。 这两本书都是根据资料编写的，不算文学也不算创作。但却算是我爬格子生涯中的异数，在此补记一笔。 2006年我旅居美国，这下我这个作家真正成了“坐家”。与许多绿卡老人一样，我也是因儿女羁旅美国。我的一位挚友说我到了美国是“五子登科”：不识英语是为哑子，不会开车是为跛子，听不懂是为聋子，看不懂是为瞎子，呆在家里是为傻子。 我在硅谷的生活是孤寂的，正如我在散文《人在硅谷》（见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写道： “倘若要我用一个字形容我在硅谷的生活感受，我会用一个‘闷’字来概括。由于不谙英语和不会驾车，我很少出门。白天上班上学的都走了，平时我从超市回来,就呆在家里。老伴忙家务，我则常坐在客厅的落地窗前，打开电脑作网游,或把卷展读，倦了望向窗外的后花园……我结识了两位朋友：一只灰毛松鼠和一只穿黑礼服的乌鸦。它们不时来访，令我开怀。” 因为百无聊赖，我对窗外的松鼠和乌鸦作了细致而微的观察： “那只灰毛松鼠来了,喜欢坐在窗子对面的木栅栏的横檩上，手里捧着不知什么落花野果，好整以暇，优哉游哉地边吃边用绿豆似的眼睛看着我。就像我小时候端着饭碗坐在榕树下，边吃边看着路人一样…… 那只乌鸦就更加大胆，它飞来,下到花园草圃啄食草籽，然后在上面踱步。它走起来，肩膀一高一低，像极我上大学时一位腿脚不大灵便的老教授模样。” 终于耐不住寂寞和乡愁。2007年我办了为期两年的回美证，只身返国，寄寓广东惠阳淡水我的忘年交朱瑞生处，他收留了我漂泊的足迹。朱先生可谓我命中的贵人，他为人豪爽侠义，待我亦师亦友，如兄如父，对我的情谊非笔墨所能尽数。值得一提的是，淡水不仅成为我人生一大驿站，而且为我提供了一个文学活动的平台。通过朱先生的引荐我结识了惠州各界许多朋友，而最为令我感动的是，淡水的一帮朋友都以朱先生“马首是瞻”，尊我为师，对我恭敬有加。朱先生还为我盛情接待了众多文学界友人。他曾热心地在惠阳朱家寨为香港文学促进会筹办过大型联谊活动。著名诗人、作家、学者诸如刘再复、吉狄马加、郑愁予、张铭清、陶然、张诗剑、陈娟、古松、晓籁、吴烈修、林雨纯等都曾作客朱家寨。十多年来，每年我都会偕老妻返国一行，到淡水住上两三个月，我自诩是“半个淡水人”矣。 不知不觉间，我在美国已生活了14年。这么多年似乎仍未能完全适应，对美国的心态一直很矛盾很纠结，可以说美国是一个我每天都想离开，却一直没能离开，有机会离开又放弃离开，继续想着离开的地方……如果我有幸活到90岁，那么我的生命旅程颇为有趣：30年国内，30年香港，30年美国，上天冥冥中“把汝裁为三截”了。 硅谷的生活虽单调且孤独，但也为我提供了宁静的写作环境。这几年我收获了三本书：一本是由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印行的短篇小说集《无尘》；另一本是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巴桐煮字2》。还有这本《巴桐文集》，有此收获，应当说还是可堪告慰的。 金庸祖父曾撰一幅对联：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在美国平时除了阅读和写作之外，我还重拾荒废了的画笔。暇时偶尔发发呆，闭目养神；更多时候是搦管写字画画，藉以怡情遣兴。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我睡梦中还默念诗词，阿滋海默症根本找不到我头上。十几年来我临池不缀，书法和画技大有长进。记得几年前，我在深圳重逢著名学者、文学家刘再复老师，我们把臂同游了惠州西湖。他看到我应邀为索字者挥毫弄墨后，写了几句话勉励我：巴桐兄，多年不见，此次相逢，看到你多了几根白发，心灵却生长了。尤其是看到你把才华凝聚于笔端，挥洒自如，成一书法家，真是高兴，特于祝贺。如是，我多了一个衔头，谬称书法家了。 “世界吻我以痛，我将报之以歌”！我引用这句话作为这篇杂忆的结束语。我始终相信世界是美好的，明天永远值得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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