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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记忆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的脑细胞都无时不在接受着各种各样的信息。然而，有的信息迅速地被刷洗、被更替，很快就淡忘了；有的却久久地储存在脑海里，打下深深的烙印，历久而弥新。 六月间，我奉命到厦门大学选调毕业生。出发之前，二十五年前的一段经历，两位不时引起我深切怀念的、而今已及耄耋之年的长者，不由得又在眼前历历浮现。我想，这次假如错过拜访他们的机会，也许将会成为终生的遗憾。 一 夏夜沉沉。我沿着思明南路朝厦门大学的方向漫步行走，去追寻遥远的记忆。 那是1959年夏天，我录取于厦大中文系，因遇上百年罕见的台风，未能如期到校。当我从南安诗山搭车到集美镇时，原先设在那里的“新生接待站”不知何时已经撤销了。我见到两个裤头别着厦大校徽的人登上一辆公共汽车，也跟着挤了上去。汽车迎着晚风，穿过海堤，进入市区。这个陌生的滨海城市“万家灯火竞辉煌”，车如流水人如潮，令人眼花缭乱。别着厦大校徽的人一下车，就淹没在挨挨挤挤的人流里。我拖着个沉重的小铁箱，边走边问路。走走停停到了大生里，渐渐断了行人，路灯也变得昏暗了，周围仿佛比家乡偏僻的荒野还要冷清。初出远门，人地生疏。我站在路边傍徨四顾，心头不禁产生了一阵阵流落异乡的孤独和恐悸之感。 这时，不远的路灯下出现了一位个子不高的女同志。我慌忙迎上前去问道： “同志，请问到厦大怎么走？” 她打量我一眼，问：“你是新生吗？” “是的。” “噢。这里到厦大还有一段路，再说现在进去也很难找到人了。我也在厦大工作，家就在大生里。这样吧，你晚上就到我家里住，明天一早送你去报到。” 她这几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而当时的狂喜和感激之情，却是笔墨所难以描述的。我跟着到她家里。她临时搭起一架小床，安排我早点休息。正忙着，一位身材修长、穿着整齐的五十来岁的人从里间书房里慢慢踱了出来，热情地向我招呼、问话。当我告诉说自己是中文系新生时，他含笑点头说： “学中文不错。我也在中文系教过书，现在转到外文系了。”他嘱咐我好好歇着，然后转身踱回书房。这时我才问清楚，他是外文系教授徐元度先生，带我到这个家的是他夫人吴忠华先生，在厦大图书馆任职。 也许是旅途的劳顿，这一夜我象在家里一样睡得格外香甜。当我醒来的时候，吴先生已备下早餐，而徐先生则上街为我雇了三轮车。我顺利地到了厦大，没有向这两位热心人说一句道谢的话。 我滔滔不绝地向老师和同学们讲述着自己的“奇遇”，不料竟招来了疑惑的目光，似乎我接触的是一个“危险人物”。好奇心促使我千方百计地寻根究底。终于，一位助教向我透露了“底细”：徐元度，字霞村，三十年代便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又是著名的翻译家。他翻译的《鲁宾逊飘流记》，是一部较好的译本。助教又神秘地告诉我说，他与丁玲是好朋友，丁玲写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那篇名就是借用他的名字。他还是个大右派……。 啊，我印象中这位热爱青年，性格开朗，谈吐文雅，风度翩翩的学者，竟然是个“大右派”，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如此难以互相理解，这究竟是他的错误还是人们思辨的错误？我一次次在大生里街头昏暗的路灯下踯躅徘徊，咀嚼助教那亦褒亦贬、虚虚实实、影影绰绰的话，心里象夜色那样困惑、迷茫。 人事阻滞，岁月匆匆，一转眼就是二十五年。 又是一个夏夜，又一次来到这熟悉的街头。我寻找着、焦急地寻找着。然而，物是人非，房屋易主。这一带的居民没有人知道徐元度、吴忠华的名字，更没有人能说出他们的行踪。难道他们离开了厦大，难道他们在十年内乱中遭遇了什么不测？ 二 第二天，我赶到厦大查询了他们的下落，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师友们告诉我，徐先生、吴先生早已搬进校园，住在西村16幢301号。现在，徐先生以78高龄之身，还在继续主持增订《英语成语词典》，指导词典学研究生，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他的夫人吴忠华先生已离任在家，不久前才度过80寿辰。一位学友说，吴先生是辛亥革命烈士吴禄贞将军的长女。吴禄贞将军为改革政治、倾覆清室而奔走革命，清廷收买其侍卫长对他行刺，在进军中遇害于石家庄，光荣为国捐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先生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抚恤令，以大将军例率先予以优抚，宣示天下不负先烈之意。这段家史，厦大只有两个人知道。吴先生从来不炫耀这份荣誉，而是以勤勤恳恳的工作来显示自身的人生价值。直到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时，《厦门日报》发表对徐先生、吴先生的专访文章，才披露出这段史实。 我依照学友的指点寻到门上写着“徐寓”的住家，揿响电铃。门开处，出现一位长者，高高个子，胸背微驼，脸带笑容，彬彬有礼。啊！就是他——二十五年前就印在我脑际的徐先生。徐先生当然是认不出我了。他听说我是报社记者，以为是来采访的，便把我让进客厅，坐在沙发上寒暄起来。他还是我印象中那样热情、坦率、健谈，脑子反映敏锐，思路清晰，记忆力好极了。我一提起旧事，他马上连声说道，依稀还记得有那么一回事。 我们正说着，吴忠华先生背着个小挎包，笑容可掬地出现在客厅前的过道上。也许是她的形象经常在我的脑际出现，也许是她身上依然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的确，她的外表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二十多岁，因此我一眼就认出了她，连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徐先生也站起来，谈起那段往事。 吴先生笑眯眯地说：“我倒是忘记了。”她与朋友有约要出门，让我们坐下来谈。徐先生叫住她，交代她不要忘了拿拐杖。她笑着返过身，一边寻找拐杖一边说：“我还要拿拐杖？” 徐先生也笑起来，打趣说：“你看你看，她还想冒充中年人。” 小客厅里充满着欢声笑语。我的情绪也受到了感染。近年来，人们常常提到知识分子的春天，从这一对跨越几个朝代、饱经人生忧患的老年人所流露出来的轻松愉快的心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今天弥漫在老一辈知识分子周围那浓郁的春的气息。 三 吴先生走后，我和徐先生开始了无主题的漫谈。那几天，厦大中文系正在举办“丁玲创作讨论会”，省内外不少著名作家、教授、学者云集厦门。丁玲出席了讨论会。徐先生也应邀到会发言。因此，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谈到了他和丁玲的友谊。 1926年，徐先生在北京结识了丁玲和胡也频，并参加过他们发起的文学团体“无须社”。1927年，他与郑振铎、陈学昭等同船赴欧，以《小说月报》通讯员的名义在巴黎半工半读。他回国后，又于1928年夏天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在上海聚首。从那时起到1930年秋，他们经常见面。1928年，他为上海复旦书店主编文艺刊物《熔炉》，丁玲、胡也频、赵景琛是经常的撰稿人。他与丁玲，称得上是文字之交，多年的朋友。近些年，丁玲每次到厦门，他们之间都有密切的过往。他对丁玲、对丁玲的作品，以及产生丁玲作品的时代是很熟悉的。这次讨论会，他以《关于莎菲的艺术形象及其原型》为题，第一个发言。 《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初发表之时，便震动了整个文坛。后来，它常常是丁玲挨批的一个“靶子”。论者指摘莎菲是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世纪末的颓废主义者”，是丁玲的影子。有的甚至说，莎菲就是丁玲。徐先生的《关于莎菲的艺术形象及其原型》就是对此而发的。他向我介绍了发言的要点。他的见解，他所提供的史料，都是闻所未闻的。 徐先生说，莎菲对于自己理想中的爱情，的确是不顾一切地追求，而她所追求的是当时所谓“灵与肉的统一”。莎菲所代表的“五四”时期部分青年思想上的颓废因素，与十九世纪末欧洲颓废主义有所不同。他们在傍徨、苦闷中依然有一股奋发挣扎的勇气。象丁玲、郁达夫笔下的这类人物，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走向革命的。徐先生讲了一个叫杨没累的女青年的故事。 杨没累是丁玲在长沙周南女中和岳云中学时期的同学，是个脾气特别、很有个性的女性。1924年，丁玲在北京见到杨没累时，杨已有了一位叫朱谦之的恋人。他们住在一起，如果其他朋友到他们住处坐上十分钟，她便要下逐客令：“你们把我们的时间占用得太多了，不行！我还要同谦之谈话呢。”不过，据朱谦之说，他们同居四五年，还只是朋友、恋人，从未有过夫妇关系。对朱谦之的话，丁玲说过：“也许旁人不相信他的话，可是我相信，并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因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对爱情太理想化了，太讲究精神恋爱了。”“他们想得太多，不切实际。” 讲完这段故事，徐先生评论说，如果说莎菲有其原型的话，首先就是这个杨没累。但这并不是说莎菲就是杨没累一个人的写照。在莎菲身上，还有丁玲所接触的其他众多“五四”时期觉醒的女青年的影子。徐先生对“莎菲就是丁玲”的说法，感到十分可笑。他说，一个作家在创造一个人物的时候，要象一个成功的演员那样“进入角色”。否则，就写不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莎菲是丁玲的影子”。他说他所见到的青年时代的丁玲，是个头脑清醒、情绪稳定、高度理智、生活态度极为严肃的女性，与莎菲那种病态的神经质的性格截然不同。假如因为丁玲成功地塑造了莎菲这个人物，就说丁玲是莎菲，那么岂不也可以说福楼拜就是包法利夫人、鲁迅就是“狂人”吗？ 在福州、厦门、泉州，我遇到不少曾经听过徐先生讲课的同志，他们都向我描述当年徐先生讲授现代文学如数家珍、绘声绘色的情景，称赞他对现代某些作家及其作品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作出精当的评价。徐先生对莎菲这一艺术形象的剖析，令人耳目一新。我不无遗憾地问他，为什么要离开中文系呢？ 四 徐先生是1958年离开中文系到外文系工作的。当时，他被错划为右派，同时也感到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很难再讲下去了。丁玲出了事，他讲授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固然要挨批；彭德怀出了事，他的助教讲授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他也得背靠背地挨批。他希望“躲开点”，到外文系教教翻译，编编英语成语词典。他有这方面的造诣，翻译过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小说、戏曲、散文作品，译述甚丰。 当然，外文系也并非“世外桃源”，在“史无前例”的动乱年头，他也逃脱不了坐“牛棚”、挨游斗的厄运。他拿起一本《英语成语词典》，顺手翻开其中的一页说： “这本书就招了四百多张大字报。你看这一句，‘太阳也有黑点’，是英国的谚语，书是六十年代初期编的，他们却要在这里面找‘三家村’；我的几本书，大都是三十年代出版的，我总认为那是遗憾的事业，自己都不留，他们也要到里面找‘三家村’。”“三家村”者，建国以后之事也。如此“上挂下联”，真是形而上学猖獗！ 徐先生谈起当年事，态度颇为豁达。他说，有人对坐“牛棚”想不开，他一生经历坎坷，并不感到稀奇。那时，他倒真的是一心一意读了毛主席的书。《毛泽东选集》四卷，有的文章读了十多遍，有的至少也读了三四遍，不少篇章都能背出来了。一次，他在读“毛选”英译本，有个造反的学生责问他为什么不读中文本，他回答说，“毛选”中文本他已经读熟了。学生不信，指着《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要他背诵。他背诵了半个多小时。那个学生也许是挑不出什么毛病，咋呼几声之后也就不再追究了。徐先生认为，学生的所作所为，大都是出于无知。因此，他很宽容。只有在谈到有人辱骂外文系教师讲外语是放“洋屁”时，他眼中才重新燃烧起愤怒之火，流露出厌恶之情，痛心地说：“我想，你是外文系的学生，你的任务不就是学‘放洋屁’吗？那时，人的思想、品格，都被搞乱了。”他眯起眼睛，背靠沙发，仿佛陷入了痛苦的回忆。 保姆悄悄地走进来为我们斟茶。徐先生张开眼睛，用不太纯正的闽南话同她亲切招呼。保姆是从南安乡下来的一位老大嫂，到他家里未及半年。她听说我是她的同乡，就坐下来唠唠叨叨地抱怨徐先生： “徐先生一天忙到晚，找的人又多。他一餐吃不到一两米，牛奶也不吃。有时两三天不吃东西，只喝点盐水、咖啡、米汤。我说这样不行，他就是不听。” 徐先生微笑着，静听这位乡下老大嫂的数落，然后解释说： “她老是劝我多吃点，可我就是想不起爱吃什么。前几天，想起要吃炸酱面，我爱人特地做了，也只吃一小碗。三年前，我一天能干十四个小时，现在差多了，眼睛也不好用了，写东西靠手指的感觉。不过，我现在还带三个词典学研究生，暑假过后还要再增加一个，四个人三个班。我是靠精神支持着的。” 告别徐寓，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反复地思考着，徐先生所说的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呢？是为了年轻一代的成长而尽心竭力的那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牺牲精神？是为祖国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不息的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的献身精神？是一切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事业心、爱国情？我想，这也许就是他心中之火不停燃烧的巨大热源吧？古语曰：“士为知已者死”。今天，已经不是“文章九命”、“士不如娼”的时代，而是知识、知识分子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受到整个社会尊重的时代。千千万万曾经被列入“另册”，打翻在地的“臭老九”，正怀着“竭诚报效”的心情，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而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开放，改革，开拓，前进！谁又能不被这千帆竞发、万木争春的动人情景所感召，所振奋，并为之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光和热呢？ （原载于1985年2月《海峡》文艺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