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先秦，尤其是春秋时期，贵族文化特征鲜明。那时的士大夫阶层于国家、于民族都有着巨大的精神感召力。这种精神到了现实生活中就成为其行为的指导。温文尔雅、以一己之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平息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是经常能够从《春秋》里面发现的。细细品味经典说词，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深层内涵。譬如触龙说服赵太后的事例，明显可以感觉得到其对国家的责任感和语言及行为的优雅。还有鲁宣工夏天在泗水用密纲滥捕鱼，大夫里革对宣公说：鱼兽繁殖生长时期不能捕捉“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纲罟，贪无艺（边、极）也。”宣公不听，里革便动手割断了鱼纲，宣公不得不作罢。再如，受了晋大夫侮辱的卫君，得在诸大夫会上表示罪己，说：“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诸如此类事件证明，当时的国君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根本行不通。贵族以其见识和勇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牵制着王权的滥用。到了战国时期，这种贵族精神就逐渐有些衰落，但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我们熟知的战国四公子身为贵族，但是其行为有时实在有失身份，足以见其衰落。信陵君麾下的几位在救援赵国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义士—侯赢、朱亥—却都是平民出身。我们不谈他们的实在身份，就为国献身而言，虽死不顾，颇有贵族风范。

    春秋战国各个诸侯之间的纵横捭阖多半也是贵族在进行活动，发挥其强大的影响力，更多时候不仅仅是实力，还是道德感召力的影响。铿锵有力的说辞，义无反顾的举动，让人平生许多敬佩。屈原投江是贵族影响力衰落，孤独的贵族阶层以高姿态结束自我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写照。直至民间知识分子崛起，与贵族争夺国家主导权力，从而君权从中渔利，获得高高在上的权力，至此，中国文化成为了中央集权下的世俗文化，延续近千年。贵族的缺省使得文化上没有准则，缺乏行为榜样。无论秦汉，都加强了君权的影响力，平民士大夫成为君权的附庸，而贵族权力由于制度上的无法保证失去了对国家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贵族精神的缺失。任何一个王朝崛起都是来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阶层，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都难以达到一种应有的高度。附庸风雅也是惯常的做法，过犹不及，皇宫成了奢靡淫逸的孳生场所。知识分子惟有通过科举取士才能进入国家统治阶层，当然还要依靠浩荡的皇恩，除此之外别无他路。有骨头的都去做了隐士，皇族实质上是不欢迎异己的。皇族缺乏制约，而知识分子阶层却始终不能左右国家文化，或者说不能自主地深刻反思。所有思想处于严密监控之下，那么这个文化就带着根深蒂固的不自知，缺乏自省。君权神授，均就是神，但是其行为却脱胎于基层的农民，没有深层次的文化积淀，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的文化向着畸形发展。在这种文化体系内民主是不存在的。统治阶层内也没有丝毫的民主，一切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个人意志借由皇权无限制恣意蔓延的后果无人能够预料。

    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耳濡目染许多西方思想，也在很长的时间内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了反思，但是却发现我们的民族有着深深的内在自卑。儒家文化脱胎于贵族文化，却在后来的发展中完全向世俗文化妥协，在众多权力的利用下失去了其本身内涵。孔子的精神没有几个人学会，倒是被扭曲得不成了样子，纵然被尊为圣人，其实际地位却令人心生疑窦。这篇文章写在学运十九周年之前，我也想观照那次学运说些什么。使命感，精英所必备的条件，但是除此之外呢？那就是贵族精神。我认为甘地的运动充分展示了他的内在贵族精神。尽管这个人很穷，但是他成为了亿万印度人乃至其它国家人民心目中最伟大的精神领袖。

    道德自觉和对规则的尊重。首先是对自身的高标准要求，之后是对人民的关切，再次才是对待不义的统治的行动。非暴力不合作，以巨大的自我牺牲唤醒对方的良知，这对于双方无疑都是巨大的考验。对双方自我道德约束力的考验。人们总是以各种口吻说自己的国家不可能像印度那样由非暴力不合作取得斗争胜利，那其实都是托辞，真实原因就是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甘地这样一位拥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精神领袖，更不可能的事就是人们发自内心地尊重一位道德领袖。文化差异和信仰缺失导致中国不可能，世俗的中国文化也孕育不出甘地那样一位精神领袖来。就算有，也未必会有人去无条件追随，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困境。究其原因，是贵族文化的缺失。印度有种姓制度，不是单纯区分人的贵贱，更重要是决定一个人进行怎样的精神活动。最高种姓的人就意味着要接受最严苛的修行。甚至将生命献给宗教。这个中国没有吧？

     深刻反省自己的同时也看别人在怎样做。道德上的完人是不存在的。每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决定着其采取何种方式解决问题。集权的中国还在延续自秦以来的行为方式。所不同的是行是改换了面貌而已。“人大举手，常委喝酒”，这种宽泛的民主形式导致了民主的无从做起。人浮于事。学运的夭亡一方面是政府的原因，另外一方面还是自身的原因。内部权力的纷争造成了众人的混乱，没有民主的群体在争取民主，可谓是外患未除，内讧先起。如此，怎样能一致对外？学生领袖没有强大的道德自觉，沉湎于权力带来的巨大虚荣不能自拔从而导致内部分裂、行动不一致、思想混乱、情绪不稳定，这如何能够领导众人向着既定目标前进？既定目标是什么？具体不清楚！这又是一大弊病。学生运动可以说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农民起义的老路子。洪秀全、杨秀清不管外面怎么打仗，先在窝里面各立山头郑王争霸起来，怎么进行以后的斗争？内部自律的缺乏让人更难以看到希望。天国的学说也不过是老洪从外国人那里学来的皮毛而已，自己都搞不清楚！

    那次学运中也差不多少，自身民主素质决定行动的效力如何。政府也是一贯集权的政府，习惯了自我表彰，惯用文过饰非的伎俩，对学生动武只能说是迟早的事情！当政者的道德自觉已经在多年官场沉浮中消失殆尽，强硬的手段只能是给他良好的机会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毁灭。

    我认为无论民主还是什么其它的花花架子，都应该从培养人的道德情怀开始。如果有一批这样的人致力于此，那么就将会有更多的人有道德自觉。在此基础上重建精神标准。拥有贵族精神的阶层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希望。因为草根文化虽然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但是其眼光与见识始终会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面，很难超越自我的生存环境与现实的历史文化影响。 这些人无论经济条件如何，始终坚持道德自觉，并且在社会精神文化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并能够引起民众的巨大共鸣，那么这些人必将成为率领民族觉醒的先知。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得这批人能够以清醒的头脑和巨大的道德力量拷问民族，并且保持极度克制，甚至不惜以自我牺牲为代价换取大众的觉醒，而不至于使得民众在激情的控制下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深渊中，偏离原有目标漂移向不可知的方向。这是道义、良知、智慧、责任的结合，同时克制私欲的侵蚀，必然会相当痛苦。精神贵族大多是经历了自我反省的知识分子，而且也必将从知识分子群体中脱颖而出，并影响历史。

    这，是我的一些美好设想。相信这样的知识分子正在成长，在积淀他们的精神。通过传承，在某一个触发点，会成为社会的巨大支柱。我始终坚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