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颓废•绝望•虚无
鲁迅对梅兰芳《黛玉葬花》的数次讽刺极其刻薄；心中的林黛玉形象容不得任何玷污，而梅兰芳阐释的林黛玉形象在鲁迅眼里正是玷污一种。有意味的是，鲁迅心中的林黛玉形象与鲁迅自己一样有着颓废的病相：“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论照相之类》，卷1，页185—186）没有肺病，也就不会有我们心中的林黛玉。肺病似乎与一种独特的美的形态相系。“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之后，必犯嗽疾；……觉得比往常又重，所以总不出门，只在自己房中将养。”（四十五回，页606）“时届孟春，黛玉又犯了嗽疾。”（五十五回，页750）《红楼梦》的叙述者这样叙述林黛玉。而林黛玉是这样自道的：“我知道我这样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别说病，只论好的日子我是怎么形景，就可知了。”（四十五回，页606）林黛玉面如桃花，自己却不知那是肺结核征兆：“……还要往下写（诗，笔者注）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三十四回，页457）林黛玉的咳嗽、哭泣、写诗[注10]，是焦灼的一片，浑然不可分。鲁迅自少年起，体质就一直不健康，一身而患多病：龋齿、胃肠病、胸膜炎、肺结核。鲁迅死于肺病，死前却是多病并发。肺病几乎腐蚀掉了他的右胸；他死前的体重一直只维持在三十七公斤左右。[注11]鲁迅晚年，在现实血腥与肉身病痛的双重侵袭下，在“黑暗闸门”的重压下，绝望地离去。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作为隐寓的病》言，在欧洲18世纪中叶，肺结核已具有引起浪漫派联想的性格。肺结核得到广泛传播时，对俗人和暴发户来说，是一种象征的贵族面孔。肺结核正是高雅、纤细[注12]、感性的标志，是审美的存在，是艺术的记号，是身份、权力与文化的象征。肺结核正如魏晋士人饮酒、服药的名士派作风。肺病之为文学想像，缘于死神的神秘面纱。在链霉素尚未发现的时代，肺结核死亡率极高，而那死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生命便是 死神唇边 的笑”（李金发：《有感》），生命在那漫长的通往死的生存状态中变得轻逸。肺病使心灵状态与疼痛的感伤、无尽的愁怨相系；肺病令我们与生命更亲近，因而有尖刻的洞彻。肺病的颓废是一种介于火之热烈与冰之寒冷的美。因此：
颓废似乎是通向神的相反方向，其实是捷径。[注13]
病态的颓废，是疼痛的受难的美，又与心灵的绝望与虚无感相关。“颓废的意识导致内心不安，导致一种自我审查、全力以赴和作出重大放弃的需要。” [注14]
曹雪芹的红楼世界始于大荒山无稽崖无法安身的虚无，继之大观园爱之欢乐，终于乌托邦毁灭的苍凉绝望：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好了歌解》，第一回，页18—19）
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飞鸟各投林》，第五回，页86）
曹雪芹的绝望在于寄托他新伦理的人物——贾宝玉与林黛玉终于毁灭。那么无法挽回，令人心碎。贾宝玉的绝望，是鲁迅所言的“见许多死亡”和“爱人者多烦恼”，是纯洁无法守望的痛苦；是大观园无法居住，终须回归大荒山无稽崖（荒诞）的虚无。更绝望的是林黛玉。她的哭泣是对绝望的张扬：“……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枉凝眉》，第五回，页82）林黛玉的爱情期待，在一个不考虑个的爱情的年代里，爱情等待的本身就意味着绝望。林黛玉那炽热的爱的火焰，根本无法表白；与宝玉，内心越接近，却在持续的猜疑争吵时有着背驰的外形。如两团火，在快要燃烧在一起的时候，突然分开；再不停地接近，快一起时终于又分开……如西叙福斯的滚石。那灵魂之恋在无声的渴望中充满了焦灼。
林黛玉绝无道家逍遥式的逃遁，“登仙非慕庄生蝶”（《菊梦》, 三十八回）。她有一种对世事“瞧不破”的对“真”的执着。林黛玉在命运的荒诞面前无法逃遁，更无法自色悟空。林黛玉的纯洁，无法浑浊于恶世，又无处逃遁，终究毁灭。林黛玉讽刺人世的任务，似乎是神给纯洁的启示，因她是人世的心灵镜象，彼岸追寻。
林黛玉的诗，有一种深入灵魂的绝望。“冷月葬诗魂”（七十六回），凄凉而纯粹，是那疼痛的颓废的受难的美。听诗后，湘云叹道：“诗固新奇，只是太颓丧了些。你现病着，不该作此过于清奇诡谲之语。”（七十六回，页1069）妙玉道：“好诗，好诗，果然太悲凉了。”（七十六回，页1069）此外《唐多令》咏柳絮：“粉堕百花州，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毬。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七十回，页971）
鲁迅最内心宁可对故乡最美的鬼魂——女吊感到温暖：“……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女吊》，卷6，页614、618）“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听见了西方的“心声”（《摩罗诗力说》），却仍无法排遣他的绝望。鲁迅并没有在他的文字里显露他的全部灵魂，深深绝望而又常常侈谈那无确定性的希望。鲁迅一生在公和私、社会和个人两个世界（心灵与行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矛盾：为公、为社会的鲁迅从五四启蒙的舞台走向了红色左翼的文学革命活动；为私、为个的鲁迅，在艺术爱好，在灵魂深处，似乎并不那么积极，那么入世，而更黑暗、悲观、颓废。
鲁迅的文字也可由此分为两个谱系：杂文中的论战文字、小说《呐喊》的大部分篇章属为公、为社会；杂文中如《夜颂》、《女吊》等刻画灵魂的文字、《野草》、小说《彷徨》的大部分篇章属为私、为个。但二者又不是截然分明，而时常纠结浑浊在一起。鲁迅自言“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虚妄中”（《野草•希望》）。鲁迅如是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两地书》，卷11，页20－21）鲁迅喜欢的文学艺术也往往颓废而绝望。鲁迅介绍剧作《往星中》作者：“安特来夫。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致许钦文信，卷11，页457）“人生是可怕的”，很多人思索那哲学中最严肃的问题——自杀，但并不是很多人选择放弃人生，生存一直在继续；“理性是虚妄的”，那我们用什么来取代理性？爱？如果把爱也认作虚妄，掏空一切的虚无，一无所有，如何肩住黑暗的闸门；“黑暗是有大威力的”，但我们能因为这绝望而放弃么？因为绝望而反抗，因为不可能而信仰。
鲁迅一生充满了灼热的分裂、矛盾与延宕。鲁迅作为尖刻的不媚俗的个，是启蒙者，却时时视民众为庸众。缘于童年的不幸遭遇，鲁迅对人与人间的冷漠有极敏锐的感受，后来的血腥冷酷经历又不断印证了他那耻辱阴暗的童年记忆。鲁迅对人性极其失望，却对鬼魂、撒旦亲切。[注15]鲁迅离乡时：“但是，那里去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琐记》，卷2，页293）弃医从文的鲁迅，看清了国民充斥着奴性却缺乏诚和爱，欲以文学拯救一个民族的心灵。可是《新生》失败了；原本为之准备的几篇文章转投《河南》，一样没有回响；《域外小说集》失败了。这时的鲁迅感到一种虚无的绝望：
……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卷1，页417）
回国的鲁迅，不论杭州参与革命，北京寂寞钞古碑、登上五四启蒙的舞台，南下厦门、广州，上海十年投身左翼活动，都不停地听到那虚无的绝望对他的召唤。
鲁迅绝望于中国的历史只是一场吃人的筵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卷1，页425）鲁迅绝望于历史罪恶的可怕循环。在鲁迅眼中，中国的历史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灯下漫笔》）“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忽然想到》，卷3，页17）
鲁迅虚无于无物之阵：“但他举起了投枪，……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这样的战士》，卷2，页214）绝望的尽头，就是虚无：
但是，可惨的人生！桀骜英勇如Petofi，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茫茫的东方了。他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希望》，卷2，页177）
鲁迅在《野草•过客》中塑造了这样一个形象：不知道自己的称呼、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单记得走了许多路”，得知前面是——坟，依然往“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致赵其文信：“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卷11，页442）又：“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北京通信》，卷3，页51）不管这世界多么绝望、虚无，荒诞、罪恶，我们终究要走自己的路。
其实在曹雪芹（林黛玉）、鲁迅的心灵世界里，充满了紧张的悖论。曹雪芹的大关园是乌托邦的家园，高洁缥缈，远如彼岸；鲁迅站立在现实的战场，呐喊彷徨，皆未离此岸的现实。两个心灵世界间存在二极世界的张力。曹雪芹欲为新世界注入爱的情性，可是不止他的心灵之子——贾宝玉、林黛玉飘逝沦落在无爱的人间，更可怕的是曹雪芹的爱终难难逃媚俗的结局。没有爱，我们的心灵如何在悲凉的世界生存？可是爱在一个媚俗的世界何等之难！当心灵被专制时，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被爱？我们又如何保证爱不会是一句空洞而虚假的口号（近似鲁迅后来反思过的那句五四时代《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口号）、不会被利用——媚俗？当萨比娜看见美国参议员在照相机前抱起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并说那是幸福时，“人类的博爱都只能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之上”。[注16]林黛玉尖刻地不媚俗，可是她向往的结局——与宝玉结婚，就能逃避媚俗？林黛玉尖刻地叛逆，可是她只是有心灵的力量，何曾有反抗黑夜的行动力量！鲁迅时刻警惕极权政治，因为极权政治与媚俗互相利用，可是鲁迅最终转向了红色政权（虽然鲁迅与左联合作时有不愉快，觉被利用，但是鲁迅的立场始终在红色政权一边）；当鲁迅被捧为政治神坛的神像（《庄子》鄙弃的楚庙堂神龟），鲁迅一定程度地被极权政治利用！鲁迅觉曹雪芹“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鲁迅又何尝不是。
“个”的尖刻地不媚俗
鲁迅、林黛玉给我们尖酸刻薄的印象——敏感、多疑、小性儿、好讽刺。鲁迅论战时言：“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鲁迅接着说：“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我还不能带住》，卷3，页224）都说鲁迅的杂文是匕首，林黛玉的言语竟也有匕首的锐利，仆人李嬷嬷：“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第八回，页124）
鲁迅、林黛玉的尖刻由何而来？指向何方？除了他（她）本身的某些病态性格，和对弥漫着流言、陷阱、残杀的阴毒病态社会的投射、反抗，是否还有其它更内在的质素使得他（她）们非得如此？或者说，尖刻除了尖酸刻薄，是否还可有别解？本文将之释为尖锐深刻。清代王士禛在谈艺评月泉吟社时曰：“……诗传者六十人，清新尖刻，别自一家。”[注17]在此“尖刻”可释为尖锐深刻。尖刻还与中国文人传统中的某些习性相关。
尖刻与土地相系。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注18]此二潮流推而广之，可及江南。如果曹雪芹是飘逸的，那么鲁迅就是深刻的一派。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注19]刘文认为庄子、嵇阮皆是南文派别。地方与文艺间关系，并非绝对；刘文即认为魏晋之北人，亦多有属南文派别。文气南北之分而已。
金陵的六朝雾气，曹雪芹呼吸其间，必有感悟，而被及《红楼梦》。曹雪芹后虽迁于北地，京郊黄叶村著《红楼梦》，却终不失南文飘逸之气。《红楼梦》的优美，是江南的优美。《红楼梦》乃哀泣在江南桃花细雨间无法救赎的一曲悲歌。鲁迅犹荒原里“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彷徨•孤独者》）。鲁迅是力的美，是崇高，他“肩住黑暗闸门”的受难形象予后世彷徨者以几多力量！曹雪芹穷愁潦倒，却不失优雅。他有更广博的爱，给笔下的恶更多宽容（对家族的罪、对薛蟠、王熙凤、贾雨村等一类人）。曹雪芹把他心灵世界中不宽容——尖刻的气息，灌注给了林黛玉。鲁迅对良辰美景冷漠（《厦门通信》），也更缺乏宽容。鲁迅临死前：“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死》，卷6，页612）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笔下的人物更多高高在上的批判姿态，即使是那些刻画类于自己知识分子鬼魂的小说（如《孤独者》、《在酒楼上》）。
鲁迅《野草•秋夜》：
枣树……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睒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卷2，页162—163）
这是深度的极境抒情，有一种匕首割裂心灵的锐利——对苦难的疼痛与悲悯、对刺向天堂的直似教堂之尖的紧迫感。在这里，鲁迅以极具诗意与宗教象征的物象，向我们呈现了他有关存在的深度哲理——尖刻的个刺向媚俗的圆满。尖刻的个刺向媚俗的圆满，这一意象，也弥漫在鲁迅的大多数文字里——背后是心灵。
“媚俗”是德语词“Kitsch”的汉译，原指虚假、低俗的艺术。“媚俗”一词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上升为一种虚假、低俗的人类精神，并深入人心。台湾翻译为忌屎，虽粗俗，却形象表达了一种对肮脏丑恶视而不见的精神，而且源于小说的原话。其实媚俗的主题及对其反抗，在汉语的大地上，一直存在。让我们听听屈原的悲愤之音：“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九章•涉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世浑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称恶。(《离骚》)”
画家萨比娜评医生托马斯：
我很喜欢你，因为你是媚俗的对立面。在媚俗之王国，你会是个恶魔。[注20]
这句话一样适用于曹雪芹或贾宝玉对林黛玉的评语：“林妹妹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三十二回，页433）整个大观园，真正对仕途经济、家族利益的婚姻叛逆反抗的竟只有贾宝玉与林黛玉，他（她）们要求个的恋爱、个的生活选择。可是这些，在曹雪芹的时代根本无力解决；就算到了鲁迅的五四，这些依旧是时代所要解决的核心。“个”，是人作为个体的选择与承担，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张扬。
林黛玉是大观园罪恶媚俗的王国里最叛逆的魔鬼。林黛玉教香菱学诗时，薛宝钗道：“可真是诗魔了。都是颦儿引的他！”（四十八回，页650—651）而颦儿（林黛玉、潇湘妃子）写出：“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三十八回，页512）在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在一个历史只想把女人写进《烈女传》的时代，虽“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却大抵泯没；林黛玉因有曹雪芹“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而“昭传”（第一回）。林黛玉以纯洁为生活根基，全力作诗；她的诗不为传世，只是生命的本真流露，是灵魂的全部。她遗世独立的风姿，睥睨一切的神韵，足供我们万世景仰。林黛玉是一个媚俗时代的魔鬼，飞翔在我们心灵的高地——精神的顶点。
《红楼梦》一书以女娲炼石补天开篇，深有意味。女娲在华夏民族起源的历史叙述中，捏土造人、炼石补天，被尊为最高的神。作为华夏民族创造者的女娲是女子，深有意味。只是后世的女子被玷污了。《红楼梦》对女儿乌托邦般的尊崇，与对几乎全由男人承担的王道历史的极端失望厌恶分不开——犹屈原对香草美人的纯洁寄托。“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鲁迅：《摩罗诗力说》，卷1，页63）此吾中华之谓乎？曹雪芹的时代正是那“文化史”之“秋肃”“卷末”。那是一个尽力淫荡，却久已不把女人当人的时代。裹脚布、贞洁牌坊与《烈女传》，其间有多少女子哀怨的疼痛与失声的哭泣。
曹雪芹在大荒山无稽崖提起“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又在太虚幻境说出“意淫”。意淫之异在意，警幻仙姑：“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第五回，页87）淫是生命中最根本的事实；一个越是对它道貌岸然血腥压制的时代，骨子里就越是淫荡而变态。与贞洁牌坊、《烈女传》、宋明理学同时盛行的却是春宫画、情色小说。刘小枫：“淫在这里标明的是一种生存世界的基本动力，一息生命在淫中展开，在淫中获得自己的个体命运。”[注21]一个女子在那样的时代，要获得“个”的命运，首先要脱离的是一部男人的浊恶历史。“传情入色”则在情之可贵。汤显祖“至情”是其先声。淫在《红楼梦》中有近似历史推动力的恶的地位。
昆德拉认为：只要关注公众的存在，而不是从本心行事，就免不了媚俗，媚俗是人类永无法避免的境况之一；小说应把世间一切确定转为疑问，不该美化世界本来媚俗丑恶的面目。林黛玉的爱情期待，叛逆地指向公众的存在。她的爱情期待指向的不是家族利益奉旨完婚的联姻，而是两颗心灵的相知。在这里，她的尖酸刻薄只是尖锐深刻地不媚俗的外相。“在媚俗的王国，实施的是心灵的专制。”[注22]林黛玉无法抗拒现世黑暗的罪恶，却不愿污于浑浊，转向了心灵的飞翔：
我为的是我的心。（二十回，页276）
她的心灵飞翔虚无缥缈，绝少实现的希望；但不正因为这绝望而使人持续感动。林黛玉的尖锐刺向的正是那媚俗的圆满，她的深刻缘于对媚俗的圆满的怀疑。个的尖刻的怀疑是媚俗的天敌。“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海子：《亚洲铜》），林黛玉是那尖刻的爱怀疑的夜莺，飞舞在大观园的黑夜中，一次次的哭泣是心灵刺向媚俗的圆满时伤疼的啼血。林黛玉是大观园的黑夜里唯一的诗人。真正的诗人，优美地抒写理想，而又不轻信天堂；她（他）们飞翔、鸣叫在天堂门前，引领我们攀上通往天堂的梯子，又另我们犹豫徘徊在天堂门前，在希望与绝望间，不能上而不能下。
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写了几篇古奥的文章。那是他日后思想与行动的种子。
《文化偏至论》叛逆地指示：
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呼唤“意力绝世”的“先觉善斗之士”；文中与个相对的庸众——俗几次出现：
而十九世纪末之重个人，……于庸俗无所顾忌，……
……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狯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
在这里鲁迅认为历史亟须注入的是“偏至”的“主观”精神。（详卷1，页44—57）
《摩罗诗力说》的鲁迅撰写了“精神界之战士”——摩罗诗人的谱系，并有自己承续这一谱系的强烈意识：
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
文中也随处可见个与庸众的对立，如：
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作为尖刻的个的不媚俗宣言。（详卷1，页63—100）
回国后，鲁迅在绍兴也曾激动地投身革命，最后却看清革命、革命者（更可恨的是青年学生）也不过如此；终于去北京，在绍兴会馆孤独钞古碑、读古书，沉潜十年，完全看不到铁屋子破毁的希望。五四，鲁迅被推上启蒙的历史舞台。《呐喊•自序》中鲁迅述说金心异（钱玄同）质问他钞古碑、劝他写点文章的事；并述说了那破毁铁屋子、囔醒熟睡之人的寓言，追寻了希望之有无的心灵问题。
鲁迅是启蒙舞台上的一个演员，却对自己演的戏充满怀疑：“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影的告别》，卷2，页165）“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淡淡的血痕中》，卷2，页221—222）作为一个启蒙者，灵魂却如此阴冷，无怪乎对故乡冷艳的女吊感到一种温暖。其实鲁迅根本不相信启蒙的把戏。他对国民性缺乏诚和爱却充斥奴性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绝望。鲁迅自言：“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两地书》，卷11，页79）
心之乡：曹雪芹——鲁迅，一直在叙述一个尖刻的个在媚俗[注23]的世界中痛苦的存在境况。在心之乡，难诗人可以遮闭自己敏感的眼睛、尖刻的心灵，而无视这世界如沙漠灼热的沙子般的罪恶？难道诗人可以独善其身于浑浊恶世？否则，那些大言不惭自称诗人的人，不过是几只由主子豢养着的嗷嗷学舌唱着恶心颂歌的鹦鹉。
否则，诗人何为？
那些独异的个：曹雪芹的天地所生异人谱系、鲁迅的摩罗诗人谱系，都有着阴冷的觉醒的眼神，都给人一种介于苍凉与温暖间的独异气息。个就是那“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中“较为清醒的几个”（《呐喊•自序》）。个就是肩住铁屋子的黑暗闸门、放我们到光明的地方的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个就是天堂门前爱怀疑和爱飞翔的鸟，她的歌唱夹有希望的欢跃与忧郁的绝望。个就是承载曹雪芹新伦理的新人形象：贾宝玉与林黛玉，他（她）们看透王道历史把戏日常性的罪恶真实，却又无从逃遁，更妄言解脱、救赎。因为贾宝玉与林黛玉栖心的大观园完全来源于现世的罪恶，完全立足于罪恶的大地上——大观园只是元妃省亲的一个结果。个就是五四启蒙舞台上的鲁迅，看透了一切把戏——造化与进化、公理与正义、直至生命本身的无聊：“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华盖集•题记》，卷3，页4—5）可是又不愿确定地放弃希望与未来：“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记谈话》，卷3，页359）
那么，个的气质是如何可能？
余音 冷醒：反抗黑夜
“黑夜是神的伤口”。（海子：《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的献诗》）曾有个“剃刀与伤口”的比喻：被剃刀割过的伤口血流不止，大多数人只关注包扎伤口，只有几个会关注剃刀的尖刻。那是全然不同的问题意识。对剃刀的反抗，才能根本上反抗伤口——神的伤口——黑夜。反抗黑夜是一种心灵与存在的哲理，深沉于反抗绝望、虚无。
鲁迅在向许广平倾诉“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后，又说：
……‘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两地书》，卷11，页79）
《红楼梦》开篇于大荒山无稽崖，女娲炼石补天。炼石补天不正是对天空不完整性的一种反抗？天空的不完整性不正是现世荒诞无稽（故名“大荒山无稽崖”）的折影？“青埂峰”谐音“情根”，为入世的贾宝玉前身顽石的居所，这不正是曹雪芹要为荒诞的世界注入爱——为无情的恶的世界补情。
曹雪芹的反抗黑夜，就是他要为现世注入的新伦理。新伦理的载体是罪恶土地上的欲为纯洁的大观园，是大观园中的新人形象；是贾宝玉对儒的诋毁，是林黛玉对浊世的尖刻讽刺。曹雪芹的新伦理不是儒家的信念。“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倒可“编述一集”（第一回）。在贾宝玉眼中，“仕途经济”、“文死谏，武死战”[注24]一样混帐可笑。贾宝玉对儒生深深厌恶，而《红楼梦》中的儒生不是迂腐如贾政，就是蝇营狗苟之贾雨村。贾宝玉的爱不是儒家宗法性血亲原则，宁爱可亲的女仆，也不对父母亲近。但曹雪芹无法抗拒儒家王道历史的血腥的罪恶，只有对之逃遁。携宝玉入世、又携之归大荒的一僧一道，在曹雪芹的红楼世界里似乎拥有全面的主宰力量。那么曹雪芹是否在庄禅里找到受伤的心灵栖居的故乡？庄禅关怀的是生命存在的感觉，关怀受伤的心灵栖居的心乡。
庄禅许诺了清净虚无的解脱，却把生命存在的意义掏空：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庄禅不过是看透世界的“大荒无稽”后无可奈何的逃遁。庄禅（还有魏晋）怎么可能有“肩起黑暗的闸门”的勇气？怎么可能有反抗黑夜的力量？庄禅—魏晋不过是对黑夜笼罩的苍凉大地上全人类沉重苦难的轻逸掩饰！掏空一切的虚无，怎么反抗同样一无所有的黑夜？而曹雪芹是冷醒的个。曹雪芹虽还无法“肩起黑暗的闸门”（这使命是由后来的鲁迅承担的），但他的写作是反抗黑夜的写作。反抗黑夜的写作就是新伦理的叙述。
新世界的伦理是爱的“情性”。情性的根基是儒生贾雨村说出的“清明灵秀正气与残忍乖僻邪气”，秉此情性者为“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奇优名倡”。刘小枫说：“……这段贾雨村言不仅对于儒家道学来说疯得可怕，对于庄禅而言，同样疯得可怕。”[注25]曹雪芹以爱为新世界的根基，由此反抗黑夜无情的悲凉。此外，在红楼世界中，女儿的纯洁，近乎彼岸的辽远。此纯洁映射出主要由男人承担的历史的浊恶：“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第二回，页28、31）曹雪芹的新伦理的根基是水作骨肉的女儿的性灵——犹晚明的李贽呼唤“童心”。
可是，曹雪芹的新伦理根本无法反抗人生的悲凉之雾，只能又一次逃遁，逃遁于大观园的乌托邦；可是大观园何曾脱离过被黑夜笼罩的罪恶大地，大观园终究飘逝沦落在人间。曹雪芹的爱，小我，只落在大观园，并未指向罪恶大地上受苦的芸芸众生。一个民族的心灵将要起来，将有新人来“与黑暗捣乱”。大地需要一个“肩住黑暗闸门”的受难者。鲁迅生于此时！鲁迅的爱更深沉。只有大观园的爱无法肩住黑暗的闸门。鲁迅的爱立在“不幸不争”的国民的万千心灵上，以此有肩住黑暗闸门的力量。鲁迅的内心世界曾出现这样的盗火者形象：“假普洛美迢为人类之精神，以爱与正义自由故，不恤艰苦，力抗压制主者僦毕多，窃火贻人，受絷于山顶，猛鹫日啄其肉，而终不降。”（《摩罗诗力说》，卷1，页84）普洛米修斯（Prometheus）“窃火贻人”不正是对黑夜的反抗？鲁迅是爱夜的人：“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夜颂》，卷5，页193）可是爱夜的人，却“偏与黑暗捣乱”，偏要去反抗黑夜。
鲁迅的反抗黑夜，除了对现世的冷嘲热讽（同林黛玉），就是对自己虚无、绝望鬼魂的刻画与鞭挞。鲁迅的写作充满凄楚的无奈，却是他所能找到的驱除心之乡的魔鬼的方法里较为可行的。虽然写作只能部分的倾诉鲁迅自己的黑暗鬼魂。鲁迅的“黑暗闸门”除了传统的因袭重负，还有许多来自他自己心之乡的魔鬼。鲁迅如是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致李秉中信，卷11，页431）《野草》就是鲁迅驱除黑色心魔的写作的一朵绚烂的花。其间充满了鲁迅的绝望与虚无，还有对绝望、虚无的反抗。《狂人日记》、《在酒楼上》、《伤逝》、《孤独者》里的人物悲怆地深陷于绝望、虚无中，独白出无家可归的惶惑与对生命的沉思，其结局又往往无力救赎。
鲁迅“终于不能证实：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故终究还要反抗黑夜。鲁迅曾呼唤这样的摩罗诗人——“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鲁迅曾以这样的语言承担光明使者：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卷1，页325）
曹雪芹以爱为世界的根基，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
所以我现在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卷1，页133）
独有‘爱’是真的。（卷1，页137）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同为他的反抗黑夜。国民性批判同样为的是建立一种新伦理。一个民族的心灵曾被如何奴役、扭曲！鲁迅早在留日时就看出国民性之缺乏诚和爱，但他的行动似乎更是在昭示复仇，而不是爱。鲁迅深深思索过“立人——立国”的国民性问题。
在鲁迅对这一国民性问题的言行里，我们听到了那似曾相识的天堂门前的夹有希望的欢跃与忧郁的绝望的歌声。唯一能确证的是他在反抗黑夜。反抗黑夜为的是黎明的到来：
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旧约全书•诗篇 74 ：16》，和合译本）
曹雪芹的低诉、鲁迅的呐喊：是黎明前云雀一飞冲天的鸣叫，其音热烈期望而奋人心灵；是垂死星星的光芒、是天鹅临死之歌，凄凉而难以得救。但我们要得救：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墓碣文》，卷2，页202）
尖刻、冷醒的心之乡，关怀的是最高的伦理、最高的生活信念，关怀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远方的世界。尖锐深刻的个，照见了庄子——魏晋，刺破圆满的媚俗，觉醒后感到无尽的阴冷——颓废、绝望、虚无。他们是夜之子，却终究要反抗黑夜！可是，冷醒后，尖锐深刻的个发现心之乡依旧无法栖居，自己依旧是黑夜笼罩着的罪恶大地上飘荡的孤儿。反抗黑夜不止是尖锐深刻的个的个体生命举动，更是普遍的个的生命存在状态，具有一个民族心灵的辽远，又足以拓宽一个民族的心灵。(完)
黄普希 南京
2003年5、6月间初稿
——2004年4月改
--------------------------------------------------------------------------------
[注1] [清]曹雪芹：《红楼梦》（红楼梦研究所校注2版）第三十八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12页。以下只在文中标出回数、页码。《红楼梦》后四十回一直悬而未决，本文只引用前八十回文字，结局无法挽回的悲剧从前八十回线索，脂批及红楼世界的必然逻辑可看出。
[注2]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0页。本文所引鲁迅文字皆出于此版；以下只在文中标出篇名、卷数、页码。
[注3] 《怀鲁迅》,《文学》第7卷第5号（1936年11月）。
[注4] 这句话大有来头，鲁迅并没有详言。曹雪芹的思想止能如此，那么鲁迅？
[注5] 参刘小枫：《希望中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希望》，《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刘小枫看到曹雪芹、鲁迅间联系，却以基督的精神否定了他们。
[注6] 引用书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
[注7] 在一篇文中多次出现核心意象的词语，也是鲁迅与曹雪芹共同的笔法。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而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等人，则令我们读到无数次“冷笑”。
[注8] 见孙伏园：《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托尼学说、魏晋文章”》，《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5—76页。此联为刘半农撰赠鲁迅，“托”为托尔斯泰，“尼”为尼采。
[注9] 曹雪芹有没有通过传教士接触过西方资源，因史料无据，不可追寻。而鲁迅面对的是排山倒海而来的西方，故其对传统、对生存困境的体验，又因资源的不同而不同。
[注10] 《红楼梦》中仆人对林黛玉的评语除了刻薄（如二十七回，红玉），还有兴儿的“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六十五回，页914）。
[注11] 关于鲁迅的疾病可参[日本]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散篇》，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49—1455页。
[注12] 鲁迅五十寿辰，一个美国人回忆他：纤弱，放射出一种为最完整人格所独有的无法解释的和谐的魔力。史沫来特：《记鲁迅》，《鲁迅回忆录•散篇》，第1588页。
[注13] [日本]川端康成：《临终的眼》，《美的存在与发现》，菅原卓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第1页。
[注14] [美国]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65页。
[注15] 鲁迅回忆起故乡的《无常》、《女吊》，不乏温情。《摩罗诗力说》则是对撒旦气质的张扬——摩罗是佛教中专事破坏的魔鬼。鲁迅临死前好谈鬼魂。
[注16] [法国]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299页。
[注17] 《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82年，第461页。
[注18] 《谈龙集》，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1页。
[注19]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陈引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61页。
[注20]《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14页。
[注21] 《拯救与逍遥》，第252页。
[注22]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99页。
[注23] 在这里，我想把“媚俗”一词指向更远的地方：现世“淡淡血痕中”无法排斥的罪恶，王道历史对人的奴役、异化、欺骗、残杀，对圆满乌托邦毫不怀疑的轻信……
[注24] 贾宝玉选择的死则是对王道历史的逃遁：“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三十六回，页480—481）
[注25] 《拯救与逍遥》，第251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