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程从国光开始--------李和协(香港)高十组【校友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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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旅程从国光开始 在旅港国光校友会成立八周年前夕，戴建国理事长、李远荣学长和同届学友李华民兄均曾在不同场合向我提过，校友会将出版一本校友回忆录，希望我也写一篇，内容可以是对母校的回忆，也可以介绍离开母校之后的工作生活情况。 说起来很惭愧，自1993年旅港国光校友会成立以来，虽然我一直挂有顾问之名，但是对校友会的贡献实在很有限。确实，在离开母校37年后的今天，不但国光6年的求学生活令人难忘，而且我也有义务向母校汇报并与各位校友交流离校后的情况。 (一) 我于1958年从国专二校升入国光初25组， 61年进入高10组， 64年高中毕业。从12到18岁，这是人生中长身体、长知识最为关键的时段。从幼稚、无知的乡下少年成长为具有比较扎实文化基础、人生观基本形成的知识青年，全靠学校有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
1993年香港校友会成立时作者与初廿五组五班班主任张耀堂老师合影 在母校另一位与我接触较多的是陈成灶老师。成灶老师是我们高一至高三(四班)的班主任和物理老师，我们也是他大学毕业后带领的第一个班级。记得当时是一位校领导带他到班上来的，说成灶老师是福建师范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希望大家支持他的工作。但我们很快发现，陈老师不但业务了得，而且为人很谦虚，与大家有商有量，加上与我们年纪相差不很远，既是师生，也象朋友。班委会和同学们都支持、配合他的工作，努力完成学校交给的各项任务。因此高中三年期间，大家相处十分融洽，班级成了温暖的集体。几十年后，当我偶尔有机会与在香港、厦门及南安的四班同学聚会时，大家仍不时提起成灶老师，关注这位惠安藉老师后来的去向及现在的情况。 还有我们的郑明端校长和母校里众多优秀的课任老师，他们忠于职守，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其中有的老师来自上海、福州、厦门等大中城市，为教书育人情愿留在这间地处农村的中学，这是令人敬佩的。例如余山、盛美文老师，王禧民、陈素娴老师，还有我的英语启蒙老师陈湛等等。余山老师多才多艺，我还参加过他领导的课外口琴小组。 1964年高中毕业，当年考取厦门大学外文系。69年毕业后，70年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外事生涯 。 (二) 1972年9月中日恢复邦交，73年3月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东京设立。当时我刚刚完成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进修课程，经过两周的出国前培训，旋即于5月初由外交部干部司派往驻日使馆领事部工作。除了签证、侨务外，并兼任使馆领导的英文翻译。 虽然当时国内“四人帮”仍然当道，“文革”并未结束，但是外交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则是捷报频传。中日邦交正常化是继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的又一项重大外交突破。这一势头贯穿整个70年代，这期间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几十个，直到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实现中美邦交正常化。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文化源自中国。但是在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史中，也有过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不光彩的一页。只有正视这段历史，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才能架设两国世代友好的桥梁。两国建交，除了有利于发展官方关系外，也有利于更好地接触了解日本各界人士。我们发现，日本人民中大多数是要求中日友好的，一些参与过侵华战争的旧军人，更成为日中友好的积极分子。记得当时有一位北海道的农民，每年都要亲自向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送几箱上等鲜冬菇。究其原因，是当年他作为日本兵在华北曾经抢掠过不少当地老百姓的家禽，现在用赠送自产蘑菇来聊表忏悔之诚意。一些曾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呆过的“战犯级”旧军人成立“中国归来者协会”，促进日中友好事业。1974年，当年抚顺管理所的领导随廖承志率领的中日友好代表团访日，该协会成员组织隆重欢迎，场面令人感动。 在使馆期间，与旅日华侨有较多联络。当时华侨人数约有五万余人，其中约一半是台湾籍侨胞。由于我是使馆中唯一会闽南话的，与台籍侨胞及留学生接触就更多，经常参加他们在日本各地举行的聚会、恳亲会。著名的东京华侨总会会长甘文芳、副会长陈焜旺、黄文钦都是台湾人。他们的爱国情怀有时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意想不到的是，二十年后的1997年，竟还能在香港与陈焜旺先生再聚，而且是在6月30日晚中英交接仪式的会场里。已经年迈的陈先生是见证香港回归的全球华侨、华人代表之一，我当时则正参与香港回归及庆祝活动的组织工作。在这种场合下与老朋友久别重逢，惊喜之情难以言表。可惜当时任务在身，未能多叙。 中日建交后，日本成为当时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最大西方国家。除双边外交外，东京也成为除联合国外中国进行多边外交的重要场所。当时与一些国家的建交谈判，初期也是在东京进行的。大概这也是使馆需要有英文翻译的主要原因，加之那个时代使馆的领导多数还是老干部出身，不大会英文，也需要借助翻译。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能够到外交第一线实际锻炼，确实也是难得的机会。令我难忘的是首任驻日大使陈楚，一位原行政八级的“三八式”老革命、曾参与组建外交部的外交家，对我这个刚“入行”不久的年轻人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并在我赴日工作仅半年后，就把我新婚妻子从冶金部调到外交部，再派到使馆来。到使馆三年后，我即获提为随员(副科级，也是初级的外交官)，这在当时并不多见。1976年“四人邦”倒台后不久，陈大使另负重任，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回国后转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主管外事方面的汇总与协调。后来在北京，有一次我们去看望他们夫妇时，大使还问我要不要到他那里工作。虽然后来我没有去，但是始终感激他的关心。不幸的是，陈大使已于两年多前去世。 当时使馆人员的阵容也是比较强的，不少人后来陆续出任大使甚至更高职务。其中的佼佼者当然是现任的外交部长唐家旋。记得唐部长当时是使馆二秘，其日文可以用“炉火纯青”来形容。后来他“二进宫”又去使馆工作时，已经是公使，90年我随中日友协代表团访日，重访大使馆时受到他热情接待。97年他作为副外长来港出席回归庆典，我们见面时，他还关心地问起我夫人的近况。还有一位是后来任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唐树备。唐副主任在驻日使馆工作时为领事部主任，是我很熟悉的领导。
(三) 邓小平结束访日不久，即展开历史性的访美之行。1979年初，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同年二月，外交部干部司分配我到部属单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从事对美民间友好工作。记得当时主管的南文锦处长对我说，到友协一段时间后，随时都可能再外派工作。结果一去就是十几年，期间部里几次来调动都未走成。 其实，在对外友协工作接触面比较广，也是很能锻炼人的。前面提到的唐家旋部长，在去驻日使馆前就是在友协工作的。现任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吉佩定，80年代也曾在友协工作过。对我来说，则是有机会通过对美民间外交与美国各界人士进行比较广泛的联系与接触，从而加深了对这个超级大国的了解和认识。 从1979年中美建交到1988年这十年间，可以说是中美之间官民两方面外交都处于相对平稳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当时正值对外开放初期，中国的一切引起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广泛兴趣。美国各界知名人士纷纷要求来华访问，这其中既有与中国渊源已久的老朋友，如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前后两任夫人海伦和洛伊斯，二战时期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两位女儿史文思和史文森。而更多的是从未到过中国的各界名人。例如，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1979年访华时风靡中国文化界，期间摄制的纪录片“从毛到莫扎特”更曾在西方轰动一时；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领袖葛培里及素有美国“核潜艇之父”之称的前海军上将里科夫等知名人士的访华，也都曾在国内外引起瞩目。政界人士作为对外友协客人访华的也不少。使我印象颇深的是1987年由哈里曼夫人率领的由知名美国民主党人组成的访华团。团员包括前肯尼迪总统的特别顾问、著名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后来出任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华盛顿著名律师桑迪.伯格，前卡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尔后出任驻联合国大使的霍尔布鲁克，以及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等。当时我作为美国处处长全程陪同访问。记得在北海彷膳饭庄的午宴上，历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及驻美大使黄镇(时任中美友协会长)、柴泽民(时任外交学会会长)、章文晋(时任作为东道主的对外友协会长)以及当时在任的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均有出席，气氛热烈，成为一时佳话。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中美关系。此外，由对外友协统筹协调及牵线搭桥的与外国建立友好城市(在国外一般称姐妹城市)的活动更是大大扩展了我国地方省市的对外交往空间，这在对外开放初期显得尤为重要。美国州、市长通过友好省州、友好城市渠道访华，在80年代甚为普遍。 民间交流是双向的，每年我们也组织不少团组访问美国。为了加深对美国社会的了解，有时候会安排住在普通美国人的家里。1981年秋，在美中友好协会的安排下，我曾与当年同事姚进荣(后调入北京中信集团总部，曾任集团副总经理)首批赴美考察。三个多月内走访了近二十个城市，几乎都是住在美国朋友的家里。所到之处多为一般人较少去的南部地区，如田纳西、密西西比、佐治亚等州市。除了礼节性拜访一些地方名流外，主要作社会考察，如走访儿童监护中心、少年监狱、老人公寓、单亲家庭等，着重了解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问题，真是开了眼界。对于美国方面来华的考察要求，我们也根据中国的国情尽量作出安排。79年底，我们曾将一个16人的美国青年考察团安排到北京郊区农村体验生活。睡土炕，吃小米粥烙饼，作社会调查，长达一个月。当时我是他们的领队。我们向北京外国语学院借调毕业班学生来协助做翻译，以利与村民沟通。期间有一对美国青年还在村里举行了婚礼。当几年后我在美国与其中部分团员再聚时，他们仍兴奋异常，一致认为那绝对是一次有益的难忘经历。 八十年代,中美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开始兴起。对外友协的人员也时有机会到国外进修、学习或作为学者交流。我曾于81年秋季在贝克莱加州大学听过美国历史课程。1987/88年作为“校长特邀访问学者及研究员”到费城天普大学作了一年研究。该大学曾于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期间,授予邓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这也是至今中国领导人在国外接受的唯一一个荣誉学位。校长里亚库斯先生向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不但有设备齐全的公寓，还拥有单独的办公室及公费医疗。不无遗憾的是，在那一年里花了许多时间作有关中国情况的座谈介绍，却没有足够时间待到拿个洋学位后再回来。也许可以说，做外事工作的，有时受到的局限更多。1988年秋从天普大学回来后，转任对外友协综研室主任 ，主要从事民间外交和友好城市的政策研究和协调﹐并负责重要文件和文章的撰写等。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在全国友协期间以做对美国工作为主，属双边事务，但也有机会接触多边外交。尤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因参与联合国国际和平年等活动，多次作为中国非政府组织(NGO)的代表出席在曼谷、日内瓦、罗马、东京、联合国和苏联等地的国际会议。这种点、面结合，对丰富自身的外交和国际知识大有裨益。记得1986年在日内瓦举行的NGO讨论裁军的论坛上 ，本人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曾对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提出谴责。阿富汗后来局势的发展以及所形成的局面，令人不胜嘘唏。如果不是外来的介入，这个本来古老而平静、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中亚小国 ，当不至于要承受这么大的灾难。 (四)
多年以来 ，香港新华分社的角色常被披上神秘的面纱，似跑马地的大楼高深莫测。至于有人将分社比喻为中国驻香港的“大使馆”，则是缺乏常识。简单地说，新华社香港分社长期以来就是中央政府驻香港的官方代表机构，原先港英政府对此似不愿承认，但是形势比人强，当香港回归摆上中英两国的政治日程后，港英当局自然就不能无视新华分社的地位和角色了。至于为何用“新华社香港分社”这一显然有些名不符实的名字﹖可能是因为，成立于1947年的香港新华分社是港人十分熟悉的机构 ，虽然其角色后来逐渐有所增加和改变，但是，“一动不如一静”，至少在香港回归之前是这样。而当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之后，驻港、澳的新华社随即正名 ，改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简称“中联办”。当然，回归之后中央驻港机构角色已经有所不同。
1993年9月作者(左一)出席爱尔兰总统(右二)访港招待会 港英政府，即英国管治下的香港政府，不但总督由英王委任，政府内的高官也多从英政府调派。只是眼看香港回归中国已成定局，港英当局才开始实行公务员本地化计划，任命较多的华人公务员进入政府高层。港英对公务员与中国内地联系的管制一向十分严厉。据说以前根本不允许公务员到中国内地旅行，后来则要通过严格审批，而经常去内地者，其仕途可能受到影响。在香港回归提上日程后，情况才开始改变。在与新华社联络方面，港英则主要通过其“政治顾问处”(PAO)统一协调和掌控。该处的主要官员，则清一色来自英国外交部。前任港督卫奕信和前英国驻华大使麦若彬都曾担任过政治顾问(PA)，可见该职务之重要。从中国政府方面，也只有将内地与港英的一切业务联络和人员交往，通过香港新华社按外交渠道处理，并为此作了文件规定。在回归之前最后几年，涉及双边和两地交往的事务很多，这里仅作简单说明。
1998年作者(右)在人民入境事务处春茗酒会上与李少光处长(现为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合影 两地之间的交流 ，如官员互访，都要通过外事部安排。不过比较大量的仍是涉及粤港两地的事务。包括往来两地证件及出入境管理，边境境突发事件协调，打击非法入境及边境走私等。一般来说 ，即使在当时，双方在业务层次方面的合作还是不错的。不过有时也难免受到政治气氛的影响。例如两地警方在海上追捕走私或非法入境分子时，有时难免会误入对方水域 ，尤其在夜间追捕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一般只要通过双方边境联络官相互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可是有一个时期PAO就经常把这个问题提到外交层次向新华社外事部交涉 ，对中方所谓“越界执法”表示严重关注和遗憾等等。有时候港英还有意无意地向传媒透露“事件”，造成社会不安。记得在96年的一次星期日“城市论坛”上 ，一位“名流”因此借题发挥：“97未到 ，大陆公安就屡犯香港水域，97一到 ，公安岂不就该来上门拉人﹖”有时候，真相就这样被扭曲了。 当时 ，粤港双方最高的联络机制是每年年初的“粤港边境联络年会”，双方分别由广东省外事办公室主任和港英政治顾问率团参加，会议轮流在粤港两地举行。粤方出席人员主要来自外事办和公安厅属下负责出入境、边防和过境车辆方面的官员，以及海关方面的官员；港方除领头的政治顾问处外，还有保安科、宪制事务科、入境处、警务处和海关的官员。我作为新华社外事部的代表出席会议。主要议程是回顾过去一年来在出入境管理和打击走私等方面的情况，并就存在问题进行讨论协调。除了这一综合性会议外 ，还有一些专业性会议和对口合作。如海关、过境交通、供水的年度会议，大亚湾核电站紧急通报机制会谈，这些会议要经过新华社外事部安排，并视情派人参加。外事部还在政策和后勤方面对广东省检察院(受最高检察院委托)与香港廉政公署在“个案协查”方面的合作提供支持。
1996年作者(左四)代表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受余文聪(左三)理事长等代表香港南安公会的捐款救灾支票 此外，在涉及香港回归后港人的国籍和旅行证件等问题上，外事部代表新华社参与和内地有关部委一起研究，协调意见和统一看法。当时本人曾作为香港新华社方面代表，参与由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外交部、公安部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共同组成的特区护照专家小组，经常开会研究新护照设计方案，并在设计过程中多次与港府方面协调，征求入境处的意见。 外事部结束其历史使命前的最后一项任务 ，是参与香港回归仪式安排的谈判和庆典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为筹备回归大典，中央成立了庆典委员会，并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树文担任中央香港回归及庆典活动筹备办公室主任。新华社在第一线 ，也成立了社庆典筹委会办公室 ，调我兼任“庆典办”副主任，并代表外事部参与中英联络小组关于香港交接仪式的谈判。与过去英国撤出殖民地、殖民地获得独立不同，此次是中国收回香港 ，香港回归祖国。在政权交接仪式的谈判中，从仪式的举办地点到仪式进行过程中的每一项细微安排，无不反映了双方政府慎密的外交策略和思考。而具体准备和实施中英交接仪式和首届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等多项庆典活动 ，则可以说是本人在香港工作期间难忘的一页。 “97”之后，我本应回京谋求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家庭方面的原因，上级安排我在港工作一段时间。后来又经批准获提前退休并留港定居，并于不久后转入私人公司工作。从几十年的公务员生涯转为到公司“打工”，虽有个转变过程，但是可以较快适应。不过，“身份”变了，各方面当然也会随之而变，可以领略一下“世态炎凉”的滋味，加深对人生的认识。还是业已离休的周南社长对下属比较了解，当本人向他求字时，老社长欣然挥毫，以稳健的楷体写下“乾坤万里眼 时序百年心”十个大字，并以“和协兄正之”相赠，令本人甚为感动。我想，老社长的赠言已为我的人生旅途注入新的动力。 如果不是为了汇报，为了与校友们交流毕业后情况和人生经验，过去这几十年并没有什么可写之处。校友会可贵之处正在于，它贵在交流，贵在联谊，而不在乎潮起潮落。相对于其它社团，它的目的更单纯，因而更崇高，更值得大家的支持。 谨以此文献给四十年前培养我成长的国光母校老师，献给当年朝夕相处、曾在一起开荒种菜以共度困难的校友，献给六十年前独力在桑梓创办国光中学的李光前先生，以及至今仍在支持国光办学的新加坡李氏基金。 选自2002年国光中学香港校友会编辑出版的【思源】一书中 「编者按」李和协校友现任香港联泰国际集团副总裁，并兼任集团属下多家公司董事等职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