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光杂忆----------------------潘旭澜(上海) 初4组

国光杂忆
潘旭澜(上海) 初4组

潘旭澜校友简介

潘旭澜校友

    小学毕业时，我肩膀上扛着脑袋，只有简单的一根弦：上中学，再读书。上得了上不了，怎么上，上哪儿，都没想过。稀里糊涂地去考县中，又稀里糊涂地落榜。怎么不多考一两所中学呢？想到这一点，都已经快开学了。我惶惶然，父母亲却不怎么着急。

    有一天二姐受父母之命，带我去30里之外的姨母家。我以前没到过，更不知道姨母的公公是国光中学的校董。这和蔼的归国华侨李引琛老先生，知道了来意，就让他的小女儿领我去见教导主任。那主任姓柳，问了几句，就在一本表格上添上了一行。写完，说：「过两天找舍监X先生分个床位，就行了。」我不知该怎么称呼的李小姐答道：「谢谢柳先生，有空请来我家玩。」「别客气，开学忙哪。代我向李老先生问好。」总共不过十来分钟，这就真的行了？我直到住进学校宿舍，又听到老师点名，心里才算踏实。

    国光中学是著名爱国华侨李光前先生创办的。校舍才造了一部分，因为日军攻占新加坡又切断中国对外通道，侨汇中断了。经过董事会的努力，还是将学校办起来。我入学时，是第四组(级)，这之前才招过三次生。

    入学最初的一段时间，每每走进造好不久的红砖大楼，坐在新课桌后，总不由同原来读书的乐峰小学比较，有几分幸福感。老师也不同，打听的结果，好几位是读过大学的。有的老师由于战争造成的种种困难，没毕业就来任教了。那时的大学生，无论毕业的或肄业的，在我心目中，都是国家栋梁之才，敬佩自不必说。有一位老举人，教国文课，我知道他有学问，但又认为是过时日历，庆幸没派来教我们这班。

    学生宿舍还没来得及造，借用原来的一座祠堂。黑咕咙咚，几十个人住一个房间，白天在双架床巷走动，不小心都会相撞。天热出汗多，夜里大寝室总是弥漫着呛人的汗臭和浊气。大清早起来洗脸，一到屋外，简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让你体会到什么叫空气清新。夜里小便要到屋外厕所，深秋冷得起鸡皮疙瘩。大冷天房门口有尿桶，倘若睡不好，就会古祠一夜听「泉声」。可谁也没有怨言，大家知道，一些由城市迁到山乡的名牌中学，学生也住祠堂或寺庙。只是，对举人老师的小儿子，和他父亲两人住在一个厢房里，要喝水有暖瓶，要撒尿有夜壶，不少人觉得他太福气，有几分嫉妒。

    学生没有食堂，只有几个厨工在小土屋里蒸饭。每人一个黑瓷饭罐，装上可以吃的东西。大多是几把米掺和地瓜或地瓜干。有人讲卫生洗米，有人不洗，免得浪费。地瓜一般只洗泥不削皮，皮也能吃嘛。有个同学，他父亲是个将军，黄埔第一期的。他在饭罐里常掺进一小撮海蛎干或黄豆、花生什么的，让大家羡慕得不得了。有时放块地瓜，一定要削皮，居然用一把「中正剑」。我觉得不可想象，问了一句，他满不在乎地回答：「这有什么！我家有三四把呢。」于是，一直以削地瓜皮去体现「不成功则成仁」。他吃的菜，是家里带来的煎鱼、红烧肉、松花皮蛋等等。在不少同学眼里，简直是天上人。只是，似乎没谁表示过不平。

    我的口粮，起初是自己两周回家去拿一趟。后来往往是父母让二姐给送来，说是星期天可以复习功课。粗细粮的比例，大米质量好坏，都是家里经济形势的标志。副食通常是一大罐的腌菜叶，一小砵盐炒花生米，小瓶酱油。母亲知道我从小怕腌菜叶，在家宁愿吃白粥也不吃这种菜，常要二姐叮咛两句：放了几汤匙油炒过的，好下饭，吃地瓜也不噎酸；况且，盐分不够腿会发软。尽管郑重叮咛，我还是不大吃，剩下许多，或送同学，或发霉倒掉，有时送来大半碗咸牛奶块，我挺喜欢，觉得是改善生活了。后来，家里干脆多给一点零用钱，让我在学校自己买。可我多半在上课时听见「卖咸牛奶哎一」的吆喝，只能干瞪眼；课外时间，又经常被老师们包销光了。母鸡下蛋多的季节，也会送来几个煮熟的鸡蛋，吩咐我分几天慢慢吃，营养才会吸收，免得不消化，这当然是特别照顾了。可是偶尔放得太久，鸡蛋坏了，懊悔好久。我由此有了经验，知道没破壳的熟蛋，不同季节可以放多久。

    姨母家曾经是较富裕华侨，但多年侨汇断绝，人多地少又缺劳力，伙食衣着也很平常。姨母家务劳动很重，每天大早忙到天黑，还非替我洗衣服不可。我去取衣服时，她常常留几块焖得出油的红地瓜，喜滋滋地看我吃完。她知道那年头少年人啥时都能吃，石头也能消化，看她那满意的神情，我每次都吃得十分感动。后来，我再也不曾吃过那么香甜的焖地瓜。

    愁吃，愁穿，想回家，想怎样过日子，担心鬼子打进来，盼望抗战胜利……占领了大部分的心灵空间。上课往往注意力不集中，课外更没有多少心思来复习。课堂里大约就是ABCD，「曾文正公家书」，使人头疼的X+Y+Z。还有一门「生理卫生」，任课的女老师讲到男女性徵、生殖器时，脸孔通红。有的同学小声说：「那种东西，讲它干什么？」音乐课教唱了一些「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我们在苦难中成长」之类的歌，唱起来很投入，很动情。我也是在这里才看到指挥棒的，以前小学老师全是双手划来划去。在班里，我平平常常，不好不坏。没有什么可以显露头角，也并不调皮捣蛋。于是，老师们谁也不曾注意我。可我却暗暗评价每一个老师，给他们打分数。心中不止一次发愿：将来我也要读大学，要当一个受学生尊敬的老师。

    有个叫任昇生的同学，比我高二班，住在同一寝室。他谈吐大方，见多识广，一副城市人的样子。生了「大头疥疮」，仍很潇洒，深受老师欣赏，但并无得意之状，也不主动找老师。倒是有空就看课外书，厚厚薄薄的都有。他在全校书法比赛中得了第二名，据说本应第一，那位举人老师认为有些「野」，压低了分。张贴出来时，同学们都说他的字最活最好。他曾送我一副录石达开诗(「扬鞭慷慨莅中原」)，我贴在家里，一位中过拔元的堂伯都连说难得。他同我谈起课外书时，劝我多读外国名著、新文学，说了好些我没听说过的外国作家作品。有本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集，他刚看过，就说送给我，并随手写了隶书的题赠。对于学校里的功课、考试，他很不在乎。我觉得他的见解和态度很合我口味，便尽可能多读课外书，自然放松了功课。抗战胜利，他便移居泉州，一个人租了间房子住。简直是文曲星的外甥，大块小块的作品，联珠炮般发遍泉州的报纸，成了中学生中的大名人。我随后也转学到泉州，在他怂恿下第一次给报纸副刊投稿，同时也被「引诱」早早有了烟瘾。没多久他去了南京，渺无音信，从此便断了联系。我现在成为写散文的老童生和顽固不化的资深烟民，同这位同学，野鹤闲云般的少年才子，有几分关系。这些都是后话。

    在国光中学，最关心的时候是战局，最盼望的喜讯是抗战胜利。只是，消息闭塞，胜利也不知何年何月。记得当时动员中学生参军，我年龄差一大截，要不肯定会报名。抗日救国，难道挂在嘴里？欢送两个大龄同学从军时，师生都很激昂，有些老师和女同学还泪汪汪的。童子军教练领呼的口号中，有一句「一寸河山一寸血」，我觉得悲壮得过了头，坏彩头，不吉利。当兵抗日，当然要有血洒疆场，马革裹尸的决心，但也要有战胜敌人，痛饮黄龙的信心才对。现在想来，老天让我晚来人间几年，否则参了军，倘若还活着，肯定是别的样子。那时，抗战处于极其艰苦的境地，时时刻刻考验人们的承受力。出乎普通人所料，胜利女神已经踏着令人窒息的夜色，走到不屈的男女老少身边。

    艰苦岁月是一种特殊的生长激素，在国光中学一年，我陡然长大了。幼嫩的童年，在不知不觉中，画上歪歪扭扭的句号。日本投降后，我便转学到泉州。作为一个带着过多的青涩的少年，开始了新的旅程。

选自2003年香港校友会编辑出版之《涌泉》一书

潘旭澜教授在国光中学创办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作学术报告